中国人视阴阳为万物本根,妙化之源。阴阳昭示了一种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宇宙观,并代表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认识路线。

中医哲学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道、儒哲学(包括易学)在医学领域的运用。看起来好像十分单纯,没有什么独立意义,故历来不被哲学家和近代医家重视。

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此处所谈有关认识论的四个方面,既是中医哲学的贡献,同时也是易学哲学的贡献。它们为建立“象”科学,特别是“象”生命科学提供了方向和方法。

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要重新定位

可是,回顾百余年来,西学横扫世界,中医却始终屹立,近更灿然振兴,蔚成一大奇观。细细品味,不禁使人惊醒,原来许多科学和哲学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正要从这里开始,而中医学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与中医哲学的再认识同步。许多从西学看起来不可理解,类似丑小鸭的东西,其实正是中医和中医哲学元创性的表现。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bbingamezone注册官网,开启世界认识的“象”层面

为了论证以阴阳为基本范畴的宇宙观和认识论,须要从头即从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说起。

如何看待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关系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前面已经反复说明,中国传统认识着意研究的是天地万物自然存在的状态,即现象,古人称其为“象”,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揭示现象的规律,而不是现象背后的抽象共性的规律。

西方科学哲学,也是当今在中国居统治地位的哲学,将世界分为物质和运动这样两个最为根本的方面,强调世界是物质的世界,运动系物质在运动。就物质与运动的关系,可归纳为两个基本要点:1.物质和运动从不分离。2.运动是物质固有的属性。物质是体,运动是用;物质是本,运动是末。物质在运动中展示,运动不过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现代科学所说的信息虽然不等于物质本身,但仍然是物质运动的产物,是物质运动的一种方式。

凡是多少接触过一点中医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中医学有很强的哲学性,甚至有人主张将中医学视为一种哲学。这突出地表现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上。它们既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同时又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两千多年来,它们支撑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终于成长为一个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有明显疗效,而且具有自己独特优点的庞大医学体系。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易传》说:“见乃谓之象。”(《系辞上》)指明象就是万物的自然呈现。又说:

基于以上看法,那么认识世界不外是认识运动与物质的统一,而统一的基础在于物质。就是说,认识世界归根结底是要认识运动着的物质,或物质如何运动。即使现代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其实质仍然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所谓复杂系统和复杂性运动仍然是以现实存在的物质结构为基础,只不过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极大的横向综合性和高度的抽象概括性。

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中,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又通过这些理论,深深地渗透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而那些深刻的内容集中地凝聚在《周易》和老庄的著作里,所论“天下随时”(《随·彖》),“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立象尽意”(《系辞上》)这三项原则,正是中国认识论的精华。因此,唯有懂得了它们,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活的灵魂。隋唐时代的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尝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所说极是。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

这里所说的物质,是标示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存在于人的感觉之外,可以直接或间接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故物质作为客观实在总是处于与人的感觉并立相外的位置。

?中医学至今仍与哲学相贯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可见,《周易》所“观”所“取”,都是事物自然之现象,将这些现象原样拿来加以概括,总结出八卦之象与辞,作为通达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工具。这就是所谓“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

物质存在的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它的具体存在方式必定是有形、有限的,同时它首先是一种空间存在,以空间性质为主、为本,以时间性质为次、为从。因为人的感觉器官的感知能力只能把握有形有限的事物。而一切有形体、有界限的存在,必定是空间性质占优势的存在,否则就不可能具有相对稳定的形体和界限而被人的感觉器官所感知。西方科学哲学着眼于世界的实体,视世界统一于物质,所以在观察世界时以空间为本位。或者也可以说,西方学者在观察世界时以空间为本位,故将物质实体视作世界统一的基础。

在西学思想充斥一切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时代,如果不弄通并确然相信中医学的科学道理和价值,就不能真正理解和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即科学思维;引而申之,也不可能全面和准确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很明显,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代表,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就不可能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自然不可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有独立价值的认识论;即使勉强找到了一点儿,也是一些或真或假与西方认识论相似的东西。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殊关系,所以如果仅仅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却不认真研究中医学的方法和理论基础,那也难于弄清楚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实质。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八卦实际是将天地万象归为八个大类,每一大类划定一个范围,而将天地万象依自身属性原样分别纳入八个划定的范围之中。每一大类(卦)的规定性,由代表该类之卦象标示。这样的概括归类,对原物之象没有任何伤害和减损,保持了原样。故八卦对天地万象的概括,不是抽象,是意象—概括却不离象,概括的结果也以具有概括性的象来表达,即八卦之象。依此原则揭示的关系与道理,即为象层面的规律。

纵观古今,西方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与上述哲学观念始终是相应的。不可否认,这其中包含了真理性,并且在人类认识史上确实创造了辉煌。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上述关于物质与运动关系的看法不过是一种认识路线的产物,是不完善的,存在偏颇和缺失。

从古至今,中医学与哲学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甚至有些内容相互交错,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内经》以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之本。同样,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不损害、不脱离象的概括,所揭示的是现象本身的规律,同时作为规律还以“象”的形式呈现。《素问·五运行大论》说:

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哲学没有充分估计运动和运动所形成的关系的独立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什么科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学的导引和约制。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概莫能外。而且,古代西方与东方一样,也曾有过哲学与原始科学混融在一起的时期。但是后来,西方的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此与哲学泾渭分明,在理论和概念上不再纠缠不清。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

世界的确存在物质和运动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融合在一起,不可分离,以致没有真正的分界。比如就原子之间的化合与分解而言,原子是物质存在,化合与分解是原子的运动。然而,原子自身也充满运动,由质子、中子、电子之间的运动关系所构成。由此推出去,无不如是。因此,物质和运动的区分仅具有相对意义,不能简单地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属性”,物质派生运动。事实上,物质与运动既相融不分,又各具独立意义,可以说它们互为“属性”,处在相互派生之中。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与科学也走过从混融到逐步分离的过程。至迟到西周,医学已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但是中医学至今仍保留着阴阳五行而与哲学相贯,这一点与西医和西方科学却很不相同。有人据此认为,中医学始终没有摆脱古代的朴素性,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中医学要现代化,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与哲学彻底分离,甩掉那些哲学范畴。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这段论述十分重要,它指出了象层面规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象规律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其每一个具体显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个体性,因为它们是在象层面发挥作用,而象层面极具复杂性和多变性。阴阳作为天地之道,其关系会生出无穷变化和无量结构,本质上皆不离阴阳。但若单纯以逻辑推演(“数推”),既不可能穷尽,也不可能如实、准确、全面地把握它们。因为,每一个现实存在的阴阳关系结构,都是丰富具体的、特殊个别的、生动变化的。它们是现象层面的存在,必须直接面对,做到具体地实际地“观”和“取”,才能真正把握(“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就是说,阴阳对应的是现象,属于复杂性范畴。阴阳的确具有最深广的普遍性,但不可将其做简单化、抽象化处理,不可仅仅依靠逻辑推演来认识。那样做,就会舍弃很多象本身的要素与关系,就会破坏阴阳之“象”的品格。

运动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具体的物质存在是有限的,而由运动交织成的关系和联系是无限的。

这种主张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概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呈现,其每一个侧面、每一个要素都是该事物自身内部及与外环境之天地万物全部复杂关系相互作用的某种特殊产物和反应,蕴涵着无限多的关系和碰撞,故“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而一切人工合成的整体及分解后又重新组合的整体,其内外关系的自然性已被破坏,其关系的无限已变为有限,故与自然之整体有本质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所谓“象科学”,就是要在尊重、保持事物之无限复杂的自然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亦即自然状态下现象层面的规律。因此,只要把握了“象规律”,也就把握了形成该“象”的全部无限多的复杂关系。此即所谓“以简御繁”。

物质是一抽象概念。实际中存在的物质,都是有具体性质的个体化的实物或物理场,无不具有自己的时空边界。但是,这些具体的物质存在在运动过程中,必定会与其他物质存在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即是运动的显示,运动的过程和体现。它们以自然整体的方式存在,没有时空界限,构成一个永恒变化着的杂错交织的整体运动关系之网。这个“网”是无限的,不可切割的,如果硬加切割,则会破坏宇宙整体运动联系的本来面目。

?二者均以自然整体观为基础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无疑是世界成为现实存在的重要层面。在越是复杂高级的领域,其对事物的作用和意义就越是重大。而我们就生活在现象当中。所以,对现象本身的认识应当成为人类认识世界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中医藏象学说和辨证论治理论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和路径,通过对生理病理之“象”的把握,来揭示人的生命结构和诊疗规律,并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因此,可以称其为“象医学”。

毫无疑问,这个宇宙运动关系之网与构成宇宙的所有物质存在之间,是相互应合的。但是,由于运动关系的复杂交错,彼此影响,它们与各有时空边界的具体物质存在不可能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作为无限的运动关系之网,实质系宇宙的整体层面。这个无限宇宙的整体层面相对于各有时空边界的具体物质存在,自然具有了巨大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规律性,不为各具体的物质存在自身所固有。

概略地说,中国哲学是时间哲学,或自然整体哲学;中医学是时间医学,或自然整体医学。中国哲学和中医学所坚持的整体是完全的本始的整体,是自然的演生的(时间的)整体,故特称自然整体。(西医构建的是合成—空间整体。)这样的整体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全息。意思是,整体的每一局部都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身上的基本特性与生出人的天地宇宙有对应关系,可以相互参照。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还原论局限日显,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问世。而世界上最原初的系统,最复杂的事物,其实正是还原论刻意要破坏、要舍弃的“现象”,也就是《周易》和中医哲学所要观、取的“象”。至今,复杂性科学建立的重要观念和理论,如混沌(含蝴蝶效应)、自组织、涌现、非线性、分形以及路径依赖、隐喻说明等,都已属于现象或接近现象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复杂性科学与中国象科学有不少交汇点。

我们知道,每一具体的物质存在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物质系统。该物质系统作为一个本始的整体,除了其物质构成之外,应当包括它自身在自然状态下固有的全部内部联系和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发生的所有外部联系。而这些物质系统在自然状态下的所有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就是该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它们都属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一部分。物质系统的复杂程度越高,其整体层面的独立性和特殊规律就越是不能用其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来说明,而各个物质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与宇宙运动关系之网是连为一体的。

关于这一点,张介宾说:“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类经附翼·医易义》)“易”指《周易》之易,即变易及变易之理。天地之易与身心之易有一致性,所以可以也应当运用天地之易来行医道。天人相应、医易相通,并不是由于中医学和中国哲学朴素、幼稚,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是自然整体观引出的结果。如果不是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其哲学之理与具体科学之理也不可能如此相通。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但是,复杂性科学是从还原论科学走出来的,尽管是一种本质性的超越,仍不可避免地与还原论科学存在某种联系。而中国象科学没有还原论的原始经历和痕迹,其出发点就是以时间演进和自然整体为本位。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应当看到,中国象科学与现代复杂性科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可见,实际中存在的物质与运动的关系,显示为无数有一定时空边界的个体物质存在与无限整体的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关系。物质和运动是宇宙中同时共存、又各具独立和特殊意义的两个实在的层面。这两个层面之间相互依赖,相互推动,相互决定,而绝不是仅由一方(物质)派生另一方(运动)。所谓物质进化,物质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正是在宇宙运动关系之网的作用和制导下实现的,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运动关系中方能实现。

自然的整体观强调整体决定局部,部分由整体生出,因而主张从整体看局部,又称“以大观小”。这样做,就是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从而能够揭示事物内外的整体关系。由于是自然的整体观,即时间演生的整体观,所以把事物放在整体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就是放在天地宇宙大化流行的联系之中加以观察。对于医学来说,医家看人,不仅把人本身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之整体对人之局部起决定作用,首先更要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是天地宇宙的一个部分,为天地所生,为天地所养,无论从发生还是从生化的角度,天地对人都保有决定作用,故人之整体要受天地整体的制约,人与天地有应合关系。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就传统认识而言,西方的大智慧在于,有条件地成功地将复杂性做了简单性处理,提出了实体概念,在简单性和可以做简单性处理的领域,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辉煌成就。而中国的大智慧在于,尊重原始的复杂性,在原则上保持原始复杂性的状态下,发现了天地之道和众多规律,为象科学开创了通路。中西方在传统认识上,属于世界的两个不同层面。

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73章)

这就是说,坚持自然整体观的中医学,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以天地宇宙的视角来体察人的生命过程。因此,为了揭示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联系,说明人身内外如何受到宇宙大环境的决定和影响,就必须运用一些整体性哲学的范畴居高临下地来考察人的生命过程。然后以此为导向,再进一步研究人之生命各项具体的生理病理规律,以及它们与各种天然食物、天然药物的关系。而阴阳五行理论对天地万物进行整体归类,就体现了从天地整体看万物局部的原则。

中国的观物取象

确认“象”的整体结构及形成

“天网”,即“天之道”,也就是宇宙运动关系之网。它究竟由什么来承载,通过什么来实现,在这里可以不具体讨论,因为运动和物质存在相融而不可分,运动是物质和其他一切实在(元气)的存在方式,物质和其他一切实在(元气)也是运动的存在方式。总之,运动和一切实在,“天网”和万物,虽各有自己的独立意义,但不是各占不同空间的两个东西。这里要辨明的是,运动和一切实在不过是宇宙存在的两面:从物质的角度看,宇宙由无数具体有限的个体实在所组成;从运动的角度看,它显示为无限不可分割的宇宙关系之网。

《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王冰注:“阴阳与万类生杀变化,犹然在于人身,同相参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之。”所求病之本,指人身之阴阳,而人身之阴阳又是天地之阴阳在人身中的贯彻。《内经》强调,人身病之本,以及人身生命之本,与天地相通,受天地决定,必须以天地运化的大视野来加以观察和考定。这段经文和注文充分体现了中医自然整体观“以大观小”的原则。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由于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原因,它对世界复杂性的探讨总是从某一局部领域或某一特定方面开始,然后向外延伸推广,以致具有某种普遍性。例如曼德尔布罗特提出的分形理论,是几何学领域的突破,从平滑几何过渡到自然形体,由考察云彩、山岭、海岸线、树木等的形状得出分形理论。之后,局部与整体具有自相似性,且有无限嵌套精细结构这一分形概念,又被推演到众多领域。

表面看起来,“天网”性虚,物质性实。天网不像物质那样有形可见,有体可察,但它无所不通,无所不及,无不包容。正是由它推展流形大化,运变万物生神。它虽然性虚,却并非无迹。天网之迹,其实就是万物在自然状态下变化着的现象。运动的自然呈现,就是现象。现象显示运动过程,它将一切运动关系物化、形化。所有交叉错综的运动关系都会通过现象综合地昭显出来,储存起来,发挥效能。现象即宇宙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系各物质系统表里内外、上下左右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反应和反映。现象的丰富性、变动性、随机偶然性,等等,正是根源于运动关系的复杂性、无限性和不确定性。现象就是“天网”的作用和明鉴。

应当看到,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概括的是天地万物,所以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但它们与西方哲学范畴不同,它们的功能不在于代表某种严格固定的高度抽象的共性,而是以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为标准为某类事物规定了一个范围。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周易》和中医哲学对“象”的复杂性的把握则不是这样。由于是从自然时间过程出发,放眼世界整体,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天地万物。可以说,天地万物作为一个大统一整体,乃是《周易》和中医哲学认识世界的起点。

现象作为宇宙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绝不仅仅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物质实体的外在表现,更不是什么片面的、零碎的,其本身就有自己的规律和本体存在的独立意义,对宇宙演化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现象的实质,也就是运动和运动所形成的宇宙关系之网。

?二者关系不同于西医与西方哲学关系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前引《易传·系辞下》的话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可见古圣发明八卦之理,是纵览天地万物之象而获得。八卦代表统摄整个世界的八种自然物及其性象功能,是可观世界作为一个大自然整体的结构模型。而八卦同时又是古人分别认识和理解万事万物的始基,用以推演天地万象的六十四卦,就是由八卦化生而成。在八卦和六十四卦中,最重要的是乾坤二卦。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万事万物都是由天地所生所化。故《易传·系辞上》说:“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

阴阳是“天网”中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中国传统哲学是自然整体哲学,同时也是“象哲学”。它不仅强调现象的本体意义,而且用意象思维,即“立象尽意”的方法,而不是抽象方法来构建它的范畴。所以中国哲学的范畴是意象范畴,而不是抽象范畴。哲学“象”范畴也有极大的概括性,但不是通过高度抽象,而是依据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具体关系来建立其范畴,从而获得概括性。如五行是按照与四时(细分为五时)的感应关系来规定属木、属火、属土、属金、属水五大范畴。因此,木性、火性、土性、金性、水性五大范畴既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广普性,同时又不超离现象,而就在现象之中,不过是现象的归类。阴阳和“气”也有同样的性质,它们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又是感性的实在。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内经》沿《周易》之路前行,对《周易》的认知方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天地气交,万物由之”的重要思想,将其贯彻到全部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写道:

由于宇宙分为物质存在和运动关系之网两大对立层面,二者在存在方式上具有互斥性,一为无量之有时空界限的个体,一为统一之无时空界限的“天网”,因而认识就不可能同时以这两个层面为出发点,而必定或者以物质实体为本位来把握世界,或者以运动关系之网为本位来把握世界。这样就形成了对世界认识的两种选择。西方传统的认识论属于前者,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属于后者。

基于此,阴阳五行一类的哲学范畴不仅适用于天地大宇宙,同时也适用于人身小宇宙。由于它们所规定的是某种具体的动态性能,所以它们无论应用于天地大宇宙,还是人身小宇宙,都能说明一定的具体关系。而且,由于是整体划分和归类,凡具有该种具体的动态性能的事物就以其自身之全部归属于那一类,因此,被归属的那些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自然也都被容纳到该范畴之中。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气交。帝曰:何谓气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气交之中,人之居也。故曰:天枢之上,天气主之;天枢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人气从之,万物由之。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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