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西医之争延续了一百余年,尽管中医多次出现险情,岌岌可危,但西医终归没能代替中医,吃掉中医。相反,到了20世纪末,中医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势。如果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历史的回顾

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中医哲学本质上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道、儒哲学(包括易学)在医学领域的运用。看起来好像十分单纯,没有什么独立意义,故历来不被哲学家和近代医家重视。

中西医结合引出的问题

中医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发祥远古,博大精深,有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据《史记》,黄帝时医术已相当发达。大将兼名医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酒”,能够“湔浣肠胃,漱涤五藏,练精易形”。至西周,医学已开始分科,政府对医疗卫生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年终要对医生实行医绩考核。春秋战国,中医学受益系统思维阴阳五行,逐渐形成体系。西汉时,医理和医术已呈百花争艳,各吐其香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7家,经方11家,计490卷之多。《黄帝内经》只是其中一家,后来成为中医学之大成典要。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标志中医临床医学走向成熟。三国以降,中医学各门类、各学派竞相独立发展,造就出众多大医家如璀璨群星,汇聚成一条奔流于世界东方的医学长河。至迟唐代,中医学术东传朝鲜日本,西经阿拉伯而进入欧洲。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和人类医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可是,回顾百余年来,西学横扫世界,中医却始终屹立,近更灿然振兴,蔚成一大奇观。细细品味,不禁使人惊醒,原来许多科学和哲学观念上的重大突破正要从这里开始,而中医学的健康发展也必须与中医哲学的再认识同步。许多从西学看起来不可理解,类似丑小鸭的东西,其实正是中医和中医哲学元创性的表现。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提倡“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还提出过“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的口号。半个世纪过去了,应当承认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这主要是在临床治疗方面,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是卓有成效的实例之一。再如,采取西医诊断,中医配方,以及中药西制等,也是有益的尝试。这些都属临床和技术。而在理论方面却遇到了麻烦。西医讲解剖和化学分析,中医讲阴阳五行和气;西医讲细菌病毒,定位检测,中医讲八纲辨证,审证求因;西医讲药物化学合成,注重分子结构,中医讲天然药物归经,考究气味升沉。无论是以西医解读中医,还是以中医解读西医,都无法沟通。所以“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目前只能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鸦片战争,英国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败了清政府,西方文化随之也猛烈冲击中国。自此,中医学便面临着西医学和西方科学的严峻挑战,并几次陷入灭顶之灾。“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的喊声至今不绝于耳。先是19世纪末有人提出“废医存药”的主张,后是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了消灭中医的六项具体措施,还有20世纪50年代初原卫生部以“中医科学化”为招幌,实则剔除中医药的方针。但中医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终于顽强地生存下来,不仅没有覆没,到20世纪后叶反而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和欢迎,越来越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在当今,中医已在全世界开花。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如何看待中医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关系

中医与西医相比照,在基础理论上,中医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的传统,而西医则是近现代的产物。而且,西医与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共同的基础和背景,能够及时地顺利地吸纳其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医却不能或基本不能。

命运变迁说明了什么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凡是多少接触过一点中医理论的人都会知道,中医学有很强的哲学性,甚至有人主张将中医学视为一种哲学。这突出地表现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上。它们既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同时又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两千多年来,它们支撑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终于成长为一个内容极为丰富,不仅有明显疗效,而且具有自己独特优点的庞大医学体系。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中西医在学理上不能互相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些经验,而且不是科学认知性质的经验,只能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依据是,科学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因此,与其相符合的就是科学,不相符合的就不是科学。

中医百年沉浮,国人理当深思!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中,充分体现着中国传统深层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又通过这些理论,深深地渗透到整个中医学术体系的各个方面。而那些深刻的内容集中地凝聚在《周易》和老庄的著作里,所论“天下随时”(《随·彖》),“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立象尽意”(《系辞上》)这三项原则,正是中国认识论的精华。因此,唯有懂得了它们,才能真正把握中医学的活的灵魂。隋唐时代的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尝言: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所说极是。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不能令人心服。对中医学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绝不仅仅是一些技艺的堆积,也绝不是零散经验的集装箱。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是一套相当严密的理论体系。

中医药面对西医和西方科学技术的巨大压力,之所以没有被淘汰,首先是因为它有明显的令人满意的疗效。不言而喻,任何医药如果没有疗效,就不可能流传下去。临床表明,中医药不仅呵护中华民族数千年,而且能够对众多现代疾病产生很好的治疗效果,尤其是功能性、神经性、综合性病症以及疑难杂症,疗效更为显著。即使当今难于治愈和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血压高、肝炎、糖尿病、艾滋病等,中医药也有明显效果。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肆虐,中医临床疗效远比西医为好,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中医学至今仍与哲学相贯

两千多年来,中医临床就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救死扶伤,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对于人类的凶恶杀手——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艾滋病、糖尿病、肝炎以及其他多种新出现的疑难病、现代病(如城市综合征)等,中医以辨证施治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疗效,表明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试想,如果中医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就不可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至今,更不可能对上述众多新出现的难病做出如此快速有效的反应。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而依经络理论施行的针灸,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可以产生神奇的临床效果,且经济简便,无副作用。这难道是只有“经验”“技术”,没有“科学”“理论”的“文化现象”所能解释的么?

中医药在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医学科学体系。其基础理论包括: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理论、气血津液理论、病因病机理论、辨证论治理论、五运六气理论、药性归经理论等。千百年来,正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才能在临床上发挥出巨大的无可否认的治疗效果。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在西学思想充斥一切学术和教育领域的现时代,如果不弄通并确然相信中医学的科学道理和价值,就不能真正理解和确认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即科学思维;引而申之,也不可能全面和准确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很明显,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的代表,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就不可能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不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自然不可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找到有独立价值的认识论;即使勉强找到了一点儿,也是一些或真或假与西方认识论相似的东西。由于中医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特殊关系,所以如果仅仅承认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传统,却不认真研究中医学的方法和理论基础,那也难于弄清楚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实质。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尽管中医学能指导临床,取得疗效,但由于与西医学有本质性的差异,难以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因而被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如果这种做法被视为当然,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作为体系或科学形态有没有多样性?

我们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药理论既然能够有效指导临床,就证明中医药是科学的医药知识体系。也正因为中医药有科学的理论,所以不仅能够治愈古代人的疾病,而且能够适应历史的变迁,有效地治疗现代人的新型疾病。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从古至今,中医学与哲学有特别紧密的关系,甚至有些内容相互交错,这是一个令人关注的事实。

科学观的误区

20世纪,发源于西方的科学技术如狂飙天降,占领了全世界。中医药却屡经劫难而不衰,且大有日盛一日之势。这不光是因为中医药有疗效,还因为中医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在认识上完全是另外一个体系,其医理和效果为西医和西方现代科学所不能代替,不能解释,更不能超越。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众所周知,科学与哲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什么科学,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学的导引和约制。在这一点上,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在,概莫能外。而且,古代西方与东方一样,也曾有过哲学与原始科学混融在一起的时期。但是后来,西方的各门具体科学陆续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从此与哲学泾渭分明,在理论和概念上不再纠缠不清。

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无数次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学确实以范畴、定理、定律的形式把握了人体生命的某些真理、规律,是普遍的,重复有效的。从这个实际出发,没有理由否认中医学是科学。

如果中医药能够被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所取代,那么它也就失去了继续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中医药的元创性和独创性恰恰在于,它作为一种关于人之生命科学的知识体系,存在于西医和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之外。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应当说,中国古代的哲学与科学也走过从混融到逐步分离的过程。至迟到西周,医学已成为独立的知识系统。但是中医学至今仍保留着阴阳五行而与哲学相贯,这一点与西医和西方科学却很不相同。有人据此认为,中医学始终没有摆脱古代的朴素性,仍然停留在前科学的阶段。中医学要现代化,要成为科学,就必须与哲学彻底分离,甩掉那些哲学范畴。

那些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人们,是被成就辉煌、威震寰宇的西方现代科学蒙住了眼睛,在科学观上陷入了误区。他们把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认识的标准,从而犯了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是把西方科学取得的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

从本质上说,中医和西医的根本不同在于,中医是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西医是以空间为本位的医学。由是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这种主张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概以西方学术为标准而忽略了中医学和中国哲学的特点。

这里有两个界限应当划清,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的具体形态区别开,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区别开。就科学的形态而言,从历史上看,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分。不可因为古代科学具有朴素性,就不承认是科学。试想,二百年后再回眸今天,所谓现代科学也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而已。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具备了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不是推进了对世界真实性、规律性的认识,有没有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正是由于以时间为本位,自然整体地看待世界,中医药坚持“尽人(物)之性”和“赞天地之化育”的行为原则,拥有西医所不可替代的优点: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二者均以自然整体观为基础

另外,必须承认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学说可能而且应当产生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风格。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

(1)诊治的整体性,以整体统摄局部;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概略地说,中国哲学是时间哲学,或自然整体哲学;中医学是时间医学,或自然整体医学。中国哲学和中医学所坚持的整体是完全的本始的整体,是自然的演生的(时间的)整体,故特称自然整体。(西医构建的是合成—空间整体。)这样的整体有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全息。意思是,整体的每一局部都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基于这种观点,中国哲学和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人身上的基本特性与生出人的天地宇宙有对应关系,可以相互参照。

至于科学方法则完全是为科学认识服务的,是从属于科学的。如果以是否采用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定是不是科学,那就是本末倒置,以客压主。西方近代以来,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模糊观念,似乎任何科学都必须与近代物理学化学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没有采用它们的方法,如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就不是科学。有人甚至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以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如汉森、库恩等人,也否认科学方法规则的绝对性、永恒性,认为构成科学合理性的规则会随时间和文化而改变。

(2)能够把握并针对病患的个别性、特异性处方;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关于这一点,张介宾说:“人身小天地,真无一毫之相间矣。今夫天地之理具乎易,而身心之理独不具乎易乎?矧天地之易,外易也;身心之易,内易也。……医之为道,身心之易也,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类经附翼·医易义》)“易”指《周易》之易,即变易及变易之理。天地之易与身心之易有一致性,所以可以也应当运用天地之易来行医道。天人相应、医易相通,并不是由于中医学和中国哲学朴素、幼稚,而是因为它们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是自然整体观引出的结果。如果不是建立在自然整体观的基础之上,其哲学之理与具体科学之理也不可能如此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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