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中医学面对西学东渐的严峻形势,历经千难万险,在西医和现代科技,特别是西方科学观念的强大压力下,几次濒危却没有覆没,到20世纪末叶反而发出耀眼的生命之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喜爱。这一历史的变迁无疑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中国文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同样,中国传统科学,也是人类多元科学中的一元。中医学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

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西医之争延续了一百余年,尽管中医多次出现险情,岌岌可危,但西医终归没能代替中医,吃掉中医。相反,到了20世纪末,中医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势。如果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bbingamezone注册官网,百余年来对中医学的捆绑,理论上主要根源于唯物论哲学,而唯物论属于还原论。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证”为病“象”,所标示的是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关系,其内涵和所藏信息远大于生命系统的物质构成,并对其有统摄作用。辨证论治不细究因果关系,却把握并合理处置了全部相关因果关系。中医之“证”和“象”,不能还原为西医之“体”,二者属于在认识上永远不能沟通的两个层面。中医之“证”,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科学领域。

存在的复杂性与科学的多元性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中西医结合引出的问题

问题的提出

一提起科学,人们可能立即想起古希腊,然后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再后是近现代物理学的惊人发展。近代物理学,从17世纪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到20世纪的量子场论、广义相对论,直至计算物理学的兴起,的确成就辉煌,而且带动了一系列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向高处攀升。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提倡“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还提出过“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的口号。半个世纪过去了,应当承认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这主要是在临床治疗方面,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是卓有成效的实例之一。再如,采取西医诊断,中医配方,以及中药西制等,也是有益的尝试。这些都属临床和技术。而在理论方面却遇到了麻烦。西医讲解剖和化学分析,中医讲阴阳五行和气;西医讲细菌病毒,定位检测,中医讲八纲辨证,审证求因;西医讲药物化学合成,注重分子结构,中医讲天然药物归经,考究气味升沉。无论是以西医解读中医,还是以中医解读西医,都无法沟通。所以“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目前只能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自19世纪西医传入中国,中西医之争一直延续至今。对中医的批评比较有学术意义的,归纳起来大概有两个方面:

然而不幸的是,在人类认识史上,若某种学理或主义取得了大成就,其意义和应用范围就会被夸大。这是人类意识的通病。在这个“通病”的推动下,西方物理学及其方法被一些人奉若神明,尊为衡量一切科学的标准。凡是与西方近代物理学发生冲突的概念,凡是用物理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一概斥之为伪科学和虚幻。封闭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作为近代物理学的主要方法,谁不采用或暂时没有采用,谁就被排除于科学的理念之外。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中医与西医相比照,在基础理论上,中医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的传统,而西医则是近现代的产物。而且,西医与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共同的基础和背景,能够及时地顺利地吸纳其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医却不能或基本不能。

(1)中医辨证论治不能说明发病和治愈的物质依据;

许多人正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上述观点来看待中医学,来对中西医加以比较。人们不会忘记,1929年,民国政府由于盲目崇信西洋科学,曾明令取缔和废止中医。20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中医药被提到“宝库”的地位。但认为中医“有技术无科学”“有经验无理论”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天空。毛泽东主张:科学原理“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我们要西医学中医。”“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西方近现代科学(包括西医学)为准绳研究、判定和同化中医中药,就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西医结合”所走过的道路。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中西医在学理上不能互相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些经验,而且不是科学认知性质的经验,只能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依据是,科学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因此,与其相符合的就是科学,不相符合的就不是科学。

(2)中医理论没有建立起明晰的因果关系。

“中西医结合”背后的尖锐矛盾

《周易》与先秦诸子开创的中国象科学,恰与西方成对称之势。西方的传统科学与哲学用分析方法和抽象方法所做出的本质与现象的分割,使世界至少分成了两个: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本质和规律的世界。本质和规律虽然最终要通过现象世界显示它们的作用,但是它们似乎超离并高于现象世界,而且唯有它们代表并实现世界的秩序。因此,依西方传统观点,唯有现象背后的本质为理性垂顾,也为理性创造。而与之相对的现象世界,则排除在秩序和理性之外。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不能令人心服。对中医学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医绝不仅仅是一些技艺的堆积,也绝不是零散经验的集装箱。阴阳五行,藏象经络,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是一套相当严密的理论体系。

因此,中医学不符合科学规范。应当承认,这两项指责切中“要害”。中医学从根本上说来,的确与西方科学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

“中西医结合”的途径概括起来说就是,临床治疗采取西医诊断,中药配方,或西法(药)中法(药)并用;对中药进行化学分析,然后提取“有效成分”,进行西制;寻找中医之“证”与西医之“病”的对应关系,等等。至于中医学的一套理论,由于根本不能与西方生物医学相融,因而继续被一些人拒之于科学的大门之外。所以“结合”的结果主要是扩大了西医的药源,而中医学则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一百年前“废医存药”的命运。

我们知道,现象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表现,如果对现象进行分割、抽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具有确定性、稳定性的本质和规律,那么这样的关注必定指向世界的“体”的方面,主要去研究事物的空间属性,并从空间的立场和角度来探察时间,规定和宰制时间。

两千多年来,中医临床就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救死扶伤,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对于人类的凶恶杀手——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艾滋病、糖尿病、肝炎以及其他多种新出现的疑难病、现代病(如城市综合征)等,中医以辨证施治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疗效,表明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试想,如果中医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就不可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至今,更不可能对上述众多新出现的难病做出如此快速有效的反应。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而依经络理论施行的针灸,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可以产生神奇的临床效果,且经济简便,无副作用。这难道是只有“经验”“技术”,没有“科学”“理论”的“文化现象”所能解释的么?

可是,几千年来中医不可取代的良好疗效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所谓西方科学标准是不是人类认识世界获得真理的唯一通道?

事实上,中医学使我们遇到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中医学不仅能够解决大量临床问题,包括当前人类面临的许多新的疾病,而且有辨证论治的系统理论。正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展开临床治疗并取得疗效。另一方面,用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医学的概念却难于理解中医理论和中医疗效。那么,我们是应当固守既有的科学观念否定中医的科学地位呢,还是应当尊重事实,重新审视既有的科学观念呢?窃以为应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尽管中医学能指导临床,取得疗效,但由于与西医学有本质性的差异,难以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因而被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如果这种做法被视为当然,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作为体系或科学形态有没有多样性?

中国大陆现在最通行最熟悉的认识论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种哲学源于西方,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比较一致。历经百余年,各类对中医持有异议的学人,包括20世纪众多知名国学大师,20世纪将中医打入“伪科学”的“反伪”斗士,以及积极支持中医,但主张以现代科学发掘、整理、提高(实际是改造)中医,使中医“科学化”的各级官员、学科带头人,所有他们对中医的批评或希冀,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其理论的根基其实都出自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存在的本质是实体还是关系

现在一些具有广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虽然不以特定种类的实体为对象,却是建立在多种实体的运动构成的基础之上。他们开始重视时间,但仍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时间看作空间画面的连续。可见,空间实体概念集中体现了西方思维的主要特征,决定着他们各种认识活动的走向。

科学观的误区

唯物论和还原论的局限与缺失

宇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其存在的形态即存在的运动形式,在层面性、多样性、可能性上也是无限的。而事物究竟显示什么样的性质,取决于它自身内部及与周围环境保持何种关系。关系乃是一切性质和事物存在的基础。是关系决定事物如何形成,如何存在,不是“实体”决定事物如何构成,如何变化,因为一切有形事物,都以关系为其缘起和存在形式。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事物;正是关系的多样性和变动性,决定了事物的多样性和变动性,而关系的形成又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正是因此,可以把西方传统科学归为对“体”的认识,主要在空间存在和空间关系中,在依照空间需要对时间进行了限定之后,去寻找事物的运动规律。因此,他们所说的规律属于“体”的层面,而对于自然状态下的时间过程,西方传统科学则很少考虑。

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无数次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学确实以范畴、定理、定律的形式把握了人体生命的某些真理、规律,是普遍的,重复有效的。从这个实际出发,没有理由否认中医学是科学。

那么唯物论是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不可超越的哲学?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老实说,即使根据唯物论的现代认识论原理,回答亦应当是否定的。

西方自古希腊至近代,起主要作用的是实体本体论。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实体”概念,认为实体是独立自存的,它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存在,而其他一切存在却依赖于它而存在。实体自身永远保持不变,但它是一切事物生成变化的基础,一切属性的承担者。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时间为本位,偏重从自然生成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几千年来,将自然时间过程的规律作为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课题。这就决定了中国人采用意象思维,在认识论上主张主客相融,着眼于事物的“象”的层面,认为现象本身即存在支配事物的规律而应当积极寻索。

那些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人们,是被成就辉煌、威震寰宇的西方现代科学蒙住了眼睛,在科学观上陷入了误区。他们把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认识的标准,从而犯了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是把西方科学取得的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

因为世界是无限的,认识没有止境,而唯物论不过是西方文明曾经流行过的宇宙观之一。现代科学,量子物理学、生命科学、广义心理学、信息科学、系统和复杂性科学等所揭示的许多事实与结论,不断在向唯物论提出挑战,证明唯物论作为西方科学还原论的理论基础,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17~18世纪,经典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机械论的物质实体概念大为盛行。笛卡儿、洛克、霍布斯等人认为,具有广延的“形体”是独立实体。笛卡儿强调物质的唯一基本特征是广延,广延实体即物质实体。洛克将物体的性质分为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第一性的质包括结实、广延、动力、质量、形状等;第二性的质是指使他物发生变化的能力,以及在人体感官上产生颜色、声音、嗅味、冷热、软硬等感觉的能力。第二性的质为第一性的质所派生。洛克等认为,关于第一性的质的感觉反映物体本身的性质,而对第二性的质的感觉则与物体本身的性质完全不相似,因为它们受了感觉主体的影响,不属于客体本身。

象规律和体规律各占时空的一个侧面,具有对立互补的关系,如同波粒二象性那样,不能同时准确测定。在认识过程中,无论象科学还是体科学,为了建立自身,都必以相对牺牲对方为代价。二者适用量子力学奠基人玻尔的互补原理:当人们认识事物对立的这一方面时,就不能同时准确地认识事物的另一方面,因为这两个方面有互斥性;而这两个方面对于事物同样重要。中医与西医的关系正是这样。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准确地把握了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即“波动性”规律,因而对其形体层面就不大清楚。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精确地把握了人体的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相当于“粒子性”规律,因而对其现象层面就不大清楚,尤其在学理上,对个体差异性无能为力。

这里有两个界限应当划清,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的具体形态区别开,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区别开。就科学的形态而言,从历史上看,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分。不可因为古代科学具有朴素性,就不承认是科学。试想,二百年后再回眸今天,所谓现代科学也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而已。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具备了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不是推进了对世界真实性、规律性的认识,有没有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唯物论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

随着力学的发展和原子论的复兴,“物质”概念被定义为“第一性的质”的承担者。视物质实体为第一性的质与其承担者即原子的总和。普遍认为,物质实体是一切存在物体的本质。广延、质量、形状、动量等第一性的质是物体自身固有的属性。

中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身形体层面十分清楚,是因为它要想准确地把握其现象层面的规律,就必须保持人身形体的完整性,保持人之生命的自然状态。一当它进入解剖和物质构成的分析领域,人之生命自然状态的现象就丧失了。反之,西医之所以不可能对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即自然整体层面十分清楚,正是因为它坚持从解剖和分析物质构成入手,这样就必定破坏生命的自然整体层面,因而不可能把握人之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另外,必须承认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学说可能而且应当产生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风格。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

它与牛顿力学有较好的适应,与现代的物理学、生命科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学、控制论以及其他整体性、复杂性科学则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

19世纪自然科学有许多新的突破,机械论的物质实体概念受到冲击。认为物质实体具有某种固定形态或结构的观点被科学事实所摧毁,但是物质实体是世界万物多样性统一的基础和一切属性承担者的观念,直到今天仍然牢固地存在;尤其在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中间,更是广泛地起着主导作用。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至于科学方法则完全是为科学认识服务的,是从属于科学的。如果以是否采用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定是不是科学,那就是本末倒置,以客压主。西方近代以来,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模糊观念,似乎任何科学都必须与近代物理学化学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没有采用它们的方法,如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就不是科学。有人甚至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以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如汉森、库恩等人,也否认科学方法规则的绝对性、永恒性,认为构成科学合理性的规则会随时间和文化而改变。

面对20世纪人类科学的最伟大发现,如量子力学、基因遗传学、控制论等,苏联的众多官方哲学家和科学家,曾以其违背唯物论而一一加以反对、批判和讨伐,但后来又不得不一一点头承认和接纳。这一反复也深深波及中国大陆,须要我们做深刻反省。如此巨大的历史教训,不能仅仅停留在科学技术层面,必须深入到哲学层面。

然而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西方科学和哲学家开始从实体本体论向关系本体论转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长度、形状、位置、动量、时间间隔等所谓第一性的质,其实和第二性的质一样,也不为物质所“固有”,同样依赖于主体所具有的“认识条件”。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不同,则客体会显示不同的性质。第一性的质原来也具有相对相关性,也是关系的表现,受关系制约。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建立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相应的认识结果。于是,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的界限被打破了。而作为关系质,它们又都是真实的、可靠的。可见,那种固定不变、独立自存而又成为一切属性承担者的“实体”,并不存在。

客观上,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整体对局部的决定作用与局部对整体的决定作用,相互联结得十分融洽,十分畅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在人认识过程中的互斥性,所以人不能同时准确观察这两个方面,于是也就不可能观察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联结。又由于它们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所以在认识上也就不可能从一个方面推导出另一个方面。这就是中医和西医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的原因。但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某种程度的不完整的对应关系。寻找这种对应关系,无论在理论认识上,还是临床实践上,无疑都有重要意义。要清醒的是,所能找到的对应关系永远是不完整不彻底的,沿着这一认识方向,决不能将人之生命的形体构成层面与自然整体层面完全沟通。

依照关系决定论和辩证哲学,事物的属性取决于事物之间建立何种对立统一关系。事物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事物就会相应显示什么样的属性。

万物本原不能归结为“物质”

为什么科学会有差异性

中国的观物取象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采用的方法和科学认识的结果,归根结底由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所以,认识主体选取的认识层面不同,主体与客体确立的关系不同,认识主体采用的科学方法就会相应不同,其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也会有相应不同的形态。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物质与能量可以相互转化,物质可看作“封闭的能量”,能量可以生出物质。在物质和能量之外,信息不仅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且对万物的生成与演化,尤其是反馈系统,具有不可缺少的特殊作用。一般认为,物质、能量、信息是世界构成的并列的三大要素。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这三大要素的背后,更深层的存在是关系。以上大体是以空间为本位看世界。

任何事物既然都是一种关系存在,那么它向人呈现出的性质与状态,自然也由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与其建立的关系来决定。应当清醒地看到,正是在这种具体的主客关系的基础上,产生出相应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结果。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世界、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西医学既有本质差别,同时又都是关于人身生命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这种“奇异”现象的根源就在这里。

如果以时间为本位看世界,那么世界的本原是“元气”。“元气”与物质有本质区别,它“细无内,大无外”,其呈现是“象”,显示的是万物的自然整体层面。元气分化出关系而发挥作用,它传递信息,妙化万物,与有形之物相互转化。

由于现实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提供给人什么样的信息,或者说,人究竟能从认识对象那里获取何种信息,与认识主体的选择,即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统和认识方法有密切关系,由此也就规定了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会有何种形态。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很多人以“科学无国界”为理由,否认在西方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科学,认为科学只能是一元的。这是个大误会。对“科学无国界”说,应有正确理解:科学可以直接用来发展生产,帮助人们适应和改善自然环境而不涉及民族情感,所以在传播和应用上比较容易被各国各民族接受。而且,你可以研究,我也可以研究。仅此而已。

“客观存在”不仅是“物质”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存在的复杂性至少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存在的运动有不同的形式,属于不同领域,具有不等的复杂程度和不同特点,不能混淆,不能相互替代;二是同一存在的运动领域,或同一运动形式,也有无限多的层面,因而对其认识也是无限的。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点是统一的,不变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所谓文化传统包括思维方式、哲学、宗教、伦理、美学等。因此,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学术。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地域,会造就不同的科学家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并峙分流,就是有力的证明。

把“物质”定义为“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不确切。唯物论属于还原论,它把一切事物还原到物质这个组分“原点”上。“客观实在”可以包括现象、过程、关系、整体和所有历史上发生过以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件,等等,但这些不应属于“物质”概念。物质一定与实体相联系,其形态结构不固定,但一定表现为某种形态的实体,否则就丧失了物质概念的本来意义。

对于第一个方面,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已给了极为明晰而深刻的回答。(见《自然辩证法》“物质的运动形态”)依恩格斯,物质运动因所含关系不同而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人类社会运动等五大类。从前至后依序一类比一类高级。高级运动形态是由低级运动形态演进而来,高级运动形态包含低级运动形态,但不能归结为即还原为低级运动形态。就是说,各类不同的关系形成了不同的运动形态,其特殊性不容抹杀。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科学的两个源,两个流

因此,“物质”本身是具有还原性的概念。唯物论要求寻找一切事物的“物质根据”,以此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认为这个事物的“本始组分”能够说明一切,故唯物论的认识论属于还原论。还原论有积极意义,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尽管高级的运动形态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态:化学作用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有机的生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副次形态的存在,并不能把所考察的每一个情况下的主要形态的本质包括无遗。因为高级运动形态所包含的关系,比其所产生的副次运动形态的关系更为复杂。例如,终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与大脑中的化学运动和各种粒子的变化一一对应起来,然而这仍然不能把思维的本质揭示完全。

《易传》说:“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意思是,昼为阳,夜为阴;日照为阳,背日为阴。《内经》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灵枢·阴阳系日月》)表明阴阳是一种性态表现。《素问》有一篇重要论文《阴阳应象大论》,其篇名即指明,阴阳属于“象”的范畴,而不属于形体形质。形体形质本身无所谓阴阳,唯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功能、作用,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方具有阴阳的属性。五行也如是。阴阳和五行都是“象”不是“体”。

面对茫茫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天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的不断的演育过程。中国人立足于自然的整体。自然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自然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且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中国人的自然整体观念。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生命整体的内部以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需互依、和谐严整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事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全面地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唯物论不承认知识的主观性

由此表明,在高级的运动形态中,必定包括低级的运动形态作为基础组成部分。但是高级运动形态还有自身独具的特殊内容,为低级运动形态所不具备,所不能企及。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自然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和雌雄。在四时、五材(才)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这一点明显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相冲突,也与对心理、情感、美和许多复杂性、整体性事物的认识不符。事实上,人的一切认识都无例外地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主体因素,因为人不能离开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来认识世界。

因此,对不同的运动形态,在认识方法上,有共同性,也必须有差异性、特殊性。还原论是不能说明高级运动形态的全部本质的,尤其是标示高级运动形态所在等级的特殊本质,还原论则给放弃了。以这样的认识来审视那种处处事事唯物理学的概念与方法是从的做法,实际是否认了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复杂性,尤其否认了生命现象更为高级的特殊内容,是以某一特殊领域里的特殊认识活动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

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往往看不见摸不到,它们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本根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自然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自然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和关注层面。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长度、形状、位置、动量、时间间隔等所谓第一性的质,其实和第二性的质一样,也不为物质所“固有”,同样依赖于主体所具有的“认识条件”。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不同,则客体会显示不同的性质。第一性的质原来也具有相对相关性,受关系制约。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建立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相应的认识结果。而作为关系质,它们又都是真实的、可靠的。

对于第二个方面,人们似乎还比较生疏。但从理论上分析并不难理解。正如前面所述,既要承认同一认识领域(对象)在层面性和可能性上是无限的,同时也要承认,认识主体的不同选择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结果。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中国人有向内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做了大量研究。心学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学术。它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行气健身,而且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唯物论不理解随机和偶然

由此应当得出结论: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可能出现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方法和不同的知识体系。如果认为,对同一领域(对象)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那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存在层面的多样性和认识取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与世界具有无限性和复杂性的观点相悖。中医西医同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和调控对象,却形成了迥然相异的两套人体模型和诊疗方式,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象科学的要点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他事物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比类而不是公理推演,自然整体观察而不是封闭性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万物的自然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在空间中的展开。

唯物论属于还原论,认为还原到最后的物质组分及其关系,就能说明一切,因此在根本上不理解、不承认有随机和偶然,将偶然性限制为必然性的交叉,为必然性开路。这与微观世界、宇宙大爆炸理论、精神现象和众多复杂性过程不符。

由此可见,归根结底,科学知识体系的特征和相应的认识方法取决于认识对象属于哪一种运动形态,取决于主体与客体建立何种样的关系。这二者是相互交叉的。而运动形态的不同,即认识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主客体耦合关系的多种可能,认识主体多样性的选择,则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如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学与西医学等,各为一元。

以“体”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形体形质,偏向于空间和相对静止,因而必定主要依靠抽象方法和分析方法,将世界分成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两个对立部分,将事物之整体归结为其局部构成。这就决定了其认识方向,总是追寻事物的稳定性、确定性、唯一性,把复杂性还原为简单性。这样做,有无比优越之处,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

因此,中医学最大的特点是,它所研究的对象始终是有思想情感的自然状态下的活人。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体最高层次的功能。它所要着重把握的不是机体的器官实体,而是人身作为活的自然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这自然整体功能结构关系包括与日月天时的相应,包括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事实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偶然性具有独立的意义与作用。

总之,主客之间建立何种关系,与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哲学理念、审美情趣、道德判断、宗教信仰等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自然科学必然深深地受着人文学术的影响,这两大门类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勾连。那种自认为能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甚至凌驾于其他一切学科之上的科学学科,是根本不存在的。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从本质上说,中医学不是直接针对病灶,而是提高人的内能、内和,不是直接祛除病因,而是“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即恢复和加强人自身具有的调节能力,调动和激发人的生命潜能,从而实现自我痊愈。这正是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在治疗学上的体现。

“物质”决定“精神”不准确

既然自然科学和人文学术的所有学科,它们所建立的知识体系皆受主客体关系的决定和影响,那么,在同一类主客关系的制约下生长起来的科学文化整体系统,就会形成统一的气派、走势和选择性特征,从而显示出民族性与地域性的文化差异。

《系辞上》说:“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这是《易传》对“象数之学”的简要说明。“象数之学”就其认识论的意义也就是“象科学”。它强调以自然的时间过程为认识的重心。象科学特殊的认识领域,可以用老子的一句话来概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此“自然”不是界域概念,而是状态概念;不可解为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界”,而应解为自然而然,或自其然而然。所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自然”是指不受人为控制和人为设定的,向内外环境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过程。取法自然,也就是要求研究和循顺自然状态的时间规律。因此可以认定,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

西方文化,刚好与中国文化形成左右对称的优美格局。他们在传统上视空间重于时间,把世界看作物理的世界。时间性虚,空间性实;时间的本质趋向综合与整体,空间的本质趋向分解与对立;时间只能共享,空间则可以由强者去切割和占有。与此相关,西方人喜爱分析,侧重研究事物的有形实体和物质构成,在群体中强调个体的独立价值,在整体中注重局部的基础作用,因而喜重孤立研究和封闭实验研究。面对世界,习惯将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同时以人作为万物的尺度,主张征服自然。西方人有向外的思维趋向,关注事物在空间中的机械运动和物理变化,因而几何学、形式逻辑和抽象思维方面很早就取得了突出成就,并对整个西方科学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物论对精神和心灵现象的解释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唯物论将一切精神现象归结为某种物质的属性,强调物质产生并决定精神,这一结论片面、不准确。

世界的复杂性、无限性决定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可以有多种选择,而主客关系的多种选择又决定了由此形成的文化与科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一元发展的。而作为中医学母体的中国文化,正是人类多元文化包括多元科学中的一元。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因为象规律要对随机偶然因素和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个体性做出适当估量,这是数学所不能或暂时不能做到的。(3)象规律无疑具有可重复性,但它的重复性是性质上的重复,而不一定是量的重复。

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西医学必定以解剖学为基础,着重研究人体的形体器官、组织结构和化学构成,而缺乏对人的自然整体考察。在病因学和治疗学上,则着力寻找有形的致病因子和人体受损的精确部位,然后依靠人工合成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直接排除病因并修复受损的人体部件。从本质上说,西医学主要研究的是人身生命运动的空间性规律。

在思维和高级心理过程中,想不想?想什么?怎么想?不是由大脑神经细胞的物质决定,而是由“思维主体”——“我”决定。对于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思维主体之“我”有主动权和自由权。大脑细胞的物质却会服从思维主体之“我”的带动,依随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做相应运动,提供必要的支持。

两种时空选择与科学的两个源流

中医学是象科学

综观和比较中西方的思维特征,中国属于阴性文化,西方属于阳性文化。在传统上中国人选择了以时间为主的生命时空坐标,西方人选择了以空间为主的物理时空坐标。这两种时空观贯穿了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各个方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中国文化是时间文化,西方文化是空间文化。

唯物论引导人们物质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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