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方传统主要是认识世界的物质构成,并通过物质构成认识世界,那么中国传统则主要是认识世界的阴阳网络之象,并通过阴阳网络之象认识世界。

中医理论则与西医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以在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中自然生存着的整体的人为对象,因而它所把握的是人之生命整体最高层面上的规律。就藏象经络和辨证论治的内容看,中医学的人身模型是生命的整体、气的整体和以时间为本位(并非不考虑空间)的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整体,因而又是与天地相应而受天地制约的整体。可见西医所把握的人身整体,在层次上要比中医低。就是说,中西两种医学属于人身整体等级结构的不同层面,而不同层面有不同的规律。

首先,视现象纯属内在本质的外部表现,完全由本质决定,限定现象只是内在本质的现象,这就忽视了事物与其生存大环境,以至天地宇宙的联系,排除了天地宇宙之大环境对事物存在的“他组织”的巨大影响,完全是在孤立地讨论事物的所谓内在与外在。

《周易》是中国文化在轴心期的一部光辉杰作,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崇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所呈现的自然哲学、人文哲学等思想,所开创的象数思维模式与内涵等,亦无不延伸至《黄帝内经》之中,可以说《黄帝内经》所有重要的思想与理论,均未脱离《易经》之圭臬,研究二者之间的承接关系,对准确把握《黄帝内经》的医学思想与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作为《黄帝内经》最基础的哲学思想阴阳理论更是秉承于《周易》。从《周易》阴阳思想入手研究《内经》阴阳理论,对准确把握《内经》阴阳理论的思想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3)以意象思维为主,善于将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协调运用。

以“象”为认识层面的思维,着眼于不断运动变化的事物现象,将重心放在自然的时间过程,因而必须主要依靠意象思维和综合方法,以抽象方法为辅助,视整体决定局部,不对世界进行个别和一般、本质和现象的分割,而在主客互动中寻找现象的规律。象科学不排斥对形体形质的考察,但以对“象”的认识统摄和提带对“体”的认识。

(2)中医理论没有建立起明晰的因果关系。

天地阴阳为万物之宗

那么,“象”的复杂性的主要特征是什么?《易传·系辞上》写道:

说到底,中医与西医是人身的时间方面与空间方面的关系。而时间与空间之间是共存关系,不是因果关系。

由上可见,物质并不是人之生命的唯一基础,也不是生命的最终根据。生命系统的“象”和“证”所标示的自然整体关系(包括精神情志),要比构成系统的物质实体的内涵复杂得多,所包含的信息也要庞大得多,全面得多。自然整体关系与物质实体构成,系生命系统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不同层面。

64卦有8个基本卦象,而这8个基本卦象,则以乾坤二卦为基本中的基本,其他6个卦象,皆是乾坤二卦演变而来,如《周易·说卦》所言:“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呼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即八卦之震、巽、坎、离、艮、兑六卦,皆源自乾坤二卦的相交,而64个卦象,又是八卦的两两相合,故引申可以理解为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包括男女、父母、上下、牲畜、作物、色泽等,均源自于乾坤天地之气,《易传·系辞下》则对这一义理表达为:“天地     
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是基于万物化生于天地之气这一命题,万物才蕴含了与天地共同的运转规则,以乾坤二卦演变出的64卦所携带的信息与征象,才会与人类的生命、与社会、与生产乃至战争、商旅的运转规律存在契合,这是64卦可以进行占卜的基本原理。同样,这也是《易经》中表述的众多的哲学命题诸如天人一体观、顺时变化观,以及援物比类等思维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

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文、科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等的基本形态和本质特征。经研究可以确认,以上以及只要与中国文化主流挂钩的思维,皆具阴柔偏向,而与女性的思维心理特征一致。

荣格的这一英明论断是对“科学一元论”的重大冲击和挑战,而“科学一元论”的紧箍至今仍然紧锁着大多数人的头脑。许多人坚信,发源于古希腊,自欧洲文艺复兴迅速发展起来的西方科学,是人类的唯一科学,一切科学活动都必须按西方传统的模式进行。其实,这种长期以来被大多数人接受的观念是错误的。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顺生赞化”“以简御繁”,如何才能精准辨证、把握病机、巧妙处方,无疑须要一套完善的理论和方法,这就是中医学术和中华哲学的精华。具体地说,就是阴阳五行、气化藏象、辨证求因、药性归经、正治反治,等等。在这套理论和方法中,有其特定的因果关系和概念逻辑系统。

乾坤之所以能化生万物,在于二者处于一种不停息的升降、交流之中,乾为天,本位在上,故以下降为基本的运动方向;坤为地,本位在下,故以上升为基本的运动方向,因此,作为乾坤二卦构成的新卦象,《易经》是以天在下、地在上为泰,表明天地之气运动不已方能保持万物安泰;以地在下、天在上为否,表明天地之气隔绝不通,《周易·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匪人,……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并由此推演而来阴阳双方皆应以交流为基本存在方式,即“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周易·彖》)。“山泽通气,
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周易·说卦》)。即以阴阳所代表的所有事物的双方,均应处于一种不停息的交流之态。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意思是,阴阳二爻在重卦六个爻位上的变动没有恒常之规,完全是不确定的,因为阴阳二爻所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具有变动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但是,尽管千变万化,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又永远不会超出阴阳二爻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所具有的二重性:规律性与随机性相互嵌套。因而,既“为道”,又“屡迁”。

人作为认识主体是亿万年进化的产物,任何人造仪器不能替代,要像传统中医那样,注意研究和开发人(医师)的认识潜能。尤其在研究“气”的过程中,更要发挥心灵的特殊作用。“气”是中医至宝,是一大科研课题。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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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沿《周易》之路前行,对《周易》的认知方式进行了理论概括,并加以发展,提出了“天地气交,万物由之”的重要思想,将其贯彻到全部中医学理论的建构之中。《素问·六微旨大论》写道:

中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现象层面,西医立足于人之生命的形体层面。中医是时间科学,西医是空间科学,二者不能相互过渡,不可相互替代。

人之生命系统的“象”(“证”)与物质实体构成,正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前者主要呈现生命系统的时间变化,后者主要显示生命系统的空间结构。对于生命系统,这两个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分不出哪一个更“根本”。正如时间和空间的关系那样,它们是共存关系,而不能用因果性概念说明。尽管二者密不可分,融为一体,但不能用逻辑方法,由一方推导出另一方,也不能通过某种实验,由一方观测到另一方。因为认识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以妨害和阻碍认识另一方为前提,二者既互补又互斥。所以,认识按照其中任何一方的要求朝前走,都永远不可能进入到另一方。就是说,“象”(“证”)和人体物质构成,这两个层面在生命过程中如何连接,是一个不可知的区域。

乾坤为众卦之首,天地为万物之元

(6)偏向综合,喜重调和统一。

象科学的要点

西医诊治的关注点是病原体和病灶。它们是有形的实物,被视为明晰的病理因果和西医诊治的科学依据。因此,对于西医重要的是:

升降交流是天地二气存在的基本状态

就传统认识而言,西方的大智慧在于,有条件地成功地将复杂性做了简单性处理,提出了实体概念,在简单性和可以做简单性处理的领域,取得了并将继续取得辉煌成就。而中国的大智慧在于,尊重原始的复杂性,在原则上保持原始复杂性的状态下,发现了天地之道和众多规律,为象科学开创了通路。中西方在传统认识上,属于世界的两个不同层面。

过去一直说,整体观是中医理论的最大特点,当然不错。但如仅说到此,就还不够究竟,因为西医也有它的整体观。要把这个问题理透彻,须知整体有不同层次、不同等级、不同性质。高级、复杂的整体由相对低级、简单的整体按等级结构的方式组合而成。组成复杂整体的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为其下属等级所不具有。高层等级的规律不仅把本层结构统合起来,同时也把其下面的各不同等级结构统合起来。整体的等级越高,它所包含的内部和外部联系越复杂。

辨证论治的直接目标是消除“证候”,而“证候”是生命自然整体异常的机能反应。这就决定了,其治疗的方向不可能是直接对抗病因病果,而必定是抓住病患整体关系的机要环节,加以调适,以顺生赞化的方式,协助生命系统的自我痊愈机能祛除病邪。这一过程,既包括消除病原体和病灶,又包括适当纠正机体所有异常关系,而且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协调进行。

《内经》的阴阳理论对《易经》所表达的上述阴阳的内涵与关系,即阴阳的对待性、互根性、转化与相互包含均有承接,在此不作赘述。

“象”即自然状态下的现象,是世界存在最复杂的层面。对这一点,《周易》有清醒的了解,并以解决这种极端复杂性为己任。《易传·系辞上》写道:

在认识过程中,人的自然的整体与合成的整体这两个层面尽管不能真正沟通,但是二者紧密相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所以,为了深入认识人的自然整体(现象)层面,发现更多更深刻的规律,应当参照和融会有关人的物质形体方面的知识。为此,要研究和总结在藏象经络理论形成过程中,古代医家是如何利用当时的解剖知识的。依据自然整体与合成整体之间某种程度的盖然的对应关系,我们应当设法消化、改制现代生物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来丰富中医药基础理论。

道、气、阴阳所要揭示的,不是天地万物作为已然存在的实体性、空间性本原,而是它们之所以产生并能神妙运化的根源。因此,对道、气、阴阳的追踪是为说明天地万物在时间流变中的演化过程与机理,而不是像唯物论或唯心论那样,找寻它们最终的、最本始的实体构成。

受《易经》的影响,《黄帝内经》同样亦将人类的生命活动,置于天地之间来看待,认为所有的生命,均是源自天地之气的相合,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曰:“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天元纪大论》则言:“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等等,均在反复地表述这一理论。强调人体生命源于天地之气,人体的生命活动才具备与天地、以及天地化生的自然万物具有某些相同甚至相近的属性,包括人与自然万物相同的规律、相同的结构以及存在彼此的通受关系,从而成为《内经》天人一体观学术思想产生的基础背景,也可以说,天地,是医之门也。集中表述阴阳理论的篇章,亦将天地置于众理之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清阳为天,浊阴为地”,“积阳为天,积阴为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从天地的运行特性、天地阴阳的属性来认识人体、认识阴阳,是《内经》从《易经》中所承接的重要思想。

《易传》说:“见乃谓之象。”(《系辞上》)指明象就是万物的自然呈现。又说:

十分明显,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最能显示时间的特性,确定性和不变性则更多地显示空间的特性。亚里士多德将确定性视为“实体”的核心,执意以确定性来率领和说明不确定性,充分表明他以空间为主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提出,各门学科都是在研究属于本门学科的特定种类的“实体”,哲学所研究的则是关于“实体”的全体。他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表明:长度、形状、位置、动量、时间间隔等所谓第一性的质,其实和第二性的质一样,也不为物质所“固有”,同样依赖于主体所具有的“认识条件”。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不同,则客体会显示不同的性质。第一性的质原来也具有相对相关性,受关系制约。就是说,主体和客体建立什么样的耦合关系,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相应的认识结果。而作为关系质,它们又都是真实的、可靠的。

以卦象反映的阴阳内涵与关系

中医的辨证方法,大致分四步,标示四个层次:一、辨阴阳。二、辨表里、寒热、虚实。三、辨藏府经络、气血津液。四、辨患者特殊证候。这四步,都在阴阳的范围之内,一层套一层,一层比一层具体,一层比一层的概括性缩小,直至绑定患者本人。

阴阳五行作为中医学的理论框架,规定和制导中医学的取向,使其全部内容和所揭示的生理病理具有鲜明的时间性和意象性。中医学以“辨证论治”为特征。所谓“辨证”之“证”,正是属于“象”的范畴,主要指人身病理变化不同阶段的整体表现,而不具有或仅局部具有空间定位(解剖学)的性质。它所要把握的主要不在于机体的器官实体,而在于人身作为活的整体的功能结构关系。它强调精神对生命的特殊意义和关键作用,因为精神是人身最高层次的功能。其所规定的,正是生命时间过程的机制和机理。它们与日月天时相应,表现为机体发育和生命维持的节律。

百余年来对中医学的捆绑,理论上主要根源于唯物论哲学,而唯物论属于还原论。现代科学和中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已证明,物质并非宇宙的本原和唯一实在,关系存在要比物质实体更为本始,更为丰富。“证”为病“象”,所标示的是人之生命系统的自然整体关系,其内涵和所藏信息远大于生命系统的物质构成,并对其有统摄作用。辨证论治不细究因果关系,却把握并合理处置了全部相关因果关系。中医之“证”和“象”,不能还原为西医之“体”,二者属于在认识上永远不能沟通的两个层面。中医之“证”,是独立的能够自成体系的科学领域。

《周易》对乾坤阴阳的主次定位亦被《内经》所承接,虽然《内经》之中有“阴平阳秘,精神乃至”,“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等语,似乎将阴阳二者是完全置于一种平等的地位看待,实则字里行间均流露着阳气为主体的思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静阳躁,阳生

发现和证明“气”的存在的是中国心学(广义)和中医学。这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包含。中医藏象经络理论和针灸气功治疗,皆以“气”为基础,明显通过“气”来实现。在人的认知系统中,能够直接感受气、运行气的是心。这些,前面已有论列。

中医学是象科学

现象是事物系统显露出来的运动状态,是事物系统与外部环境分开之界面所发生的反应。既然事物不能脱离环境孤立存在,环境因素就一定时时刻刻都在冲击着它、影响着它。那么,事物的现象,系统界面的反应就不可能完全由事物内在本质决定,而同时也由环境因素决定。它们其实是事物系统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不能简单地说现象从属于(内在)“本质”,更不能说,任何现象都是(内在)“本质”的现象。

分析八卦的符号组成,亦可了解《易经》表达的阴阳之间的关系与属性,如以  
为乾、  
为坤,而乾坤天地是相对存在的,二者一上一下,表明阴态,而后爆发,以声火呈现,转化为阳,其卦象为  
,上为两阴爻,下为一阳爻,由上到下,代表阴转化为阳的过程与现象;巽卦代表风,其卦象为  
,风以其动之性,应属阳,故上以两阳爻为象,但风吹至人体,却有凉感,又为阴性,故下以一阴爻为象,代表阳可以转化为阴。坎卦本为水,而以  
表达,两阴爻中夹一阳爻,代表阴中有阳;离卦代表火,而以  
表达,两阳爻中含一阴爻,代表阳中有阴,即阴阳之中又有阴阳,或言阴阳是相互包含的。兑与艮分别代表湖泊与山岭,二者分别源自地壳的凹陷与隆起,是彼此互依的,因此兑卦为  
,上为阴爻,表湖泊之面为阴水之性,下为两阳爻,言其以山之凸现为基础;艮卦为  
,上为阳爻,表山岭凸起之形状,属阳性,下为两阴爻,表山之形成源自湖之阴凹。借此表达阴阳的互根性。

但是,复杂性科学是从还原论科学走出来的,尽管是一种本质性的超越,仍不可避免地与还原论科学存在某种联系。而中国象科学没有还原论的原始经历和痕迹,其出发点就是以时间演进和自然整体为本位。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应当看到,中国象科学与现代复杂性科学,各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中西医不能相互替代,不能相互通约。那么,如何发展中医学?发展中医学的原则为何?

(2)诊断技术能够将其发现;

《周易》是殷末周初的一部卜筮书,书中记载了64卦的卦象、64条卦辞和384条爻辞。而64卦又是由8个基本卦象构成,即乾   
、坤    、震   、巽   、离   、坎   、兑   、艮  
代表自然界天、地、雷、风、火、水、湖、山8种最常见的自然事物,而这8个基本卦象又是由—、–两爻组成,所以,《易经》是把阴阳两爻作为2个最基本的因素看待的,64卦所有卦象的变化均可以归结为阴阳两爻的变化。周人用64卦占卜祭祀、战争、商旅、婚姻、生产等的吉凶祸福,就是说他们把自然界所有的变化,都归结为阴阳两种势力的消长,即认为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均是由阴阳所主宰。

有大量的实践和无可辩驳的理论证明,无形之“气”是与物理学和西方哲学所说的物质不同的另一种形态的实在。“气”的发现、证明和运用,是中国人在哲学和科学上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而且“气”的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充分展露。

以时间为主的选择还促使中医学在自然整体观察、开放性实验之外,多采用内省的方法来认识人身和环境,于是发现了“气”。“气”是时间属性占优势的实在,与空间属性占优势的物质和物理场不同。“气”在生命运动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生命流程和生命感受的承担者和推动者。

所以,探寻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把复杂化为简单,优点是能够明晰因果关系。这是西方的大智慧。但它把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不可避免地丢掉了。

《内经》论天地之气,系《易经》乾坤之主旨在医学中的延伸,《素问·六微旨大论》:“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此番天地之气升降的图示,即是对《易经》泰卦的文字描述,
而后这种升降关系被拓展至所有的生命活动,“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非出[FS:PAGE]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素问·六微旨大论》),以及《灵枢·本神》“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业”,天地之气的升降交感,化生了人体生命。而作为天地之气交流的一种具体体现,则是自然界云雨之气的形成与互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描述其“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引申到医学,则有《素问·经脉别论》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精并行”,《素问·水热穴》“地气上者属于肾,而生水液者也”等关于人体水液代谢方式的推断。

为此,有必要指出,中国大陆流行的所谓“内因论”,影响巨大,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传承于19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强调事物的内在对立关系始终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和决定因素。这个论断明显属于还原论和简单性的范畴,不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不适于说明系统关系和复杂性问题。

以《周易》和道家为代表的传统思维将对“象”的认识置于首位,由对“象”的认识带动和制导对“体”的认识,并以“象”的整体生化观为标准,对“体”的认识做价值判断。故曰:“以制器者,尚其象。”(《系辞上》)由是,在《易传》中形成了一套关于“象”的理论。《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则是将这套“象”的认识论成功地应用于兵学和医学的典范。

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以简御繁”

《黄帝内经》中,“天地”一词的出现频次很高,谈阴阳、谈生命、谈六气、谈养生bbingamezone注册官网,,无一不将“天地”一词冠于段落或文章之首,将生命活动置于天地之间去认识,从天地的结构、规律、属性与关系去认识生命活动乃至阴阳的内涵和关系,是《内经》理论的重要学术内核,而这一核心思想,是源自《易经》。

《内经》以阴阳为天地之道,万物之本。同样,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不损害、不脱离象的概括,所揭示的是现象本身的规律,同时作为规律还以“象”的形式呈现。《素问·五运行大论》说:

一代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 G.
Jung,1875—1961)对《易经》和东方文明有着极深邃独到的研究和体悟。他曾写道: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着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

正是因此,以西方近代科学为认识标准的人们批评中医:“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只停留在现象表面而没有深入疾病本质”“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乾坤是阴阳的代表,二者虽然在卦象的组成上是一种完全对等的关系,但从64卦卦辞、爻辞以及《易传》对二者的阐释来看,乾坤阴阳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呈现出乾为主体、坤为从属的自然观。如64卦之首卦为乾卦,其卦辞为“元亨利贞”,此四字,在《易经》卦辞中是吉、顺的象征,某卦得其一即为吉卦,而乾卦独得四元。元,原也,万物由此化生;亨,通也,事物由此亨通无阻;利,宜也,可有利于自然万物;贞,正也,固也,事物得之而稳固坚实。由此,表达天阳之气主于化生、流动、补益与使万物坚实的作用。而坤卦则仅表达为“元亨”,即参与万物化生,以及同天气进行交流的过程,因此,《易传·系辞上》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表达乾坤阴阳以阳为尊贵、阴为卑下的不同地位,又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以及“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易”者,变化也,变化是生命活动的基本表现,而主持这种变化的,则是“乾”阳,表达乾阳主于起始、变化,坤阴则主于从属,甚至亦可以理解为天地所有事物的变化,均是源自阳气的变动,包括量的增减、作用的多少、参与的方式等。

但是,如何才能正确地组织起来?如何才能涌现出合于生命的“动力学行为”?在下认为,《内经》关于“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思想,以及由“有名而无形”的气化过程统摄生命形体的理论,是揭开生命奥秘和生命本质的正确之路。

阴阳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被看作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规律。而阴阳代表的是“象”,不是“体”。

中医诊治的关注点—“证”,是人之生命系统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属于生命过程本身。而决定生命系统整体机能反应的因素是极多的,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体内原因和体外原因、一般原因和个体原因,等等。生命系统自身的关系以及生命系统与生活环境所发生的关系极为复杂,具有非线性和无限性,所以辨清“证”之形成的所有因果链条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医学也是不需要的。因为中医治病不是直接针对实际的病因,而是针对证候。

在《易经》中,三阳爻为乾卦,代表天,三阴爻为坤卦,代表地。《易经》有8个基本卦象,乾坤二卦是8个基本卦象中的2个,似乎与其他6卦地位是平等的,但作为阴阳代表的乾坤二卦在《易经》中具有高于其他卦象的独特意义,可以说,《易经》之卦象的演变、义理的推演,均是基于乾坤二卦而来,《易传·系辞》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又言:“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孔子亦言:“乾坤,其《易》之门邪”(《易传·系辞下》)
,认为乾坤二卦,是进入《易经》的门户。作为分析、总结64卦[FS:PAGE]之义理的《易传》,为何如此推崇乾坤二卦?下面试作分析,看如何“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

在逐层辨析证候的过程中,医家发现,某些症状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相互勾连的关系,常常并列或相继出现,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症候链,对病患的性质和转归起规定作用。在此基础上,医家将这些具有常规性的症候链逐渐总结成不同的辨证法则,找到相应的治疗方法,于是有了六经辨证、藏府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理论,并成为中医依“象”对“病”的分类。

象科学是研究在彻底开放的自然状态下事物运动规律的科学。中医学是依“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的原则形成的人身科学。中医学着重把人身看作一个自然之象的流程。这也就决定了中医学必定以自然地生活着的人为认识对象,属于象科学。

事实要求我们,必须承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偶然性具有独立的意义与作用。

乾阳之气为主导的阴阳关系

现象,作为一切现实存在系统的自然涌现,具有无限的连通性、感应性、自组织性、奇妙性、创造性、突现性等。世界上的一切神奇妙化皆在现象之中。许多事实表明,这些变化和特性是不可能完全用有形物质来解释的。

“气”为中国古代学术(主要是医学养生)的伟大发现,与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正好代表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实在观。古希腊的原子论仅具有哲学意义,至19世纪道尔顿才提升为科学概念。“气”则从一开始就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科学的实践价值。气的存在在养生和临床的无数案例中得到证实,几千年来气概念一直有效地指导临床和养生。尤其要指出的是,气的各种养生和临床效果,至今不可能用其他形态的物质存在来解释或替代。气,绝不仅存在于人身之中。它“细无内,大无外”,“无不通透”,可以受人的意念调控,与实物性存在对称相容,构成世界的“另一半”。事实上,如果没有气,或者放弃了气概念,也就没有了经络藏象,没有了经络藏象与日月四时的应合关系。那还有什么中医?

就是说,所有找寻清晰因果关系的做法,必定要对事物进行切割、分离、控制,破坏事物的自然整体状态,离开现象层面。这不为中华传统认识论和中医学所取。而寻找清晰因果关系的做法与还原论相契合,并非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清晰的因果关系也不是规律的唯一形式。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还原论局限日显,系统论和复杂性科学问世。而世界上最原初的系统,最复杂的事物,其实正是还原论刻意要破坏、要舍弃的“现象”,也就是《周易》和中医哲学所要观、取的“象”。至今,复杂性科学建立的重要观念和理论,如混沌(含蝴蝶效应)、自组织、涌现、非线性、分形以及路径依赖、隐喻说明等,都已属于现象或接近现象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复杂性科学与中国象科学有不少交汇点。

事物在自然状态下会受到各种随机、偶然因素的推荡,具有复杂性、至变性的特点,但是它们并非纯然混乱,没有规律。寻找这种规律正是象科学的使命,故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系辞上》)须要明确的是:(1)象规律不能以控制性实验方法获得。即使对象能够被控制,也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失去了自然状态,不再是象科学所研究的对象。(2)许多象规律不能或难于用精确的数学公式表达,因为象规律要对随机偶然因素和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个体性做出适当估量,这是数学所不能或暂时不能做到的。(3)象规律无疑具有可重复性,但它的重复性是性质上的重复,而不一定是量的重复。

我们要想理解并肯定中医,就必须突破这种哲学,看清这种关于现象和本质的论述所带有的狭隘、孤立、片面的缺点。

可见,《周易》所“观”所“取”,都是事物自然之现象,将这些现象原样拿来加以概括,总结出八卦之象与辞,作为通达天地万物变化规律的工具。这就是所谓“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

这些范畴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没有形体形质。就是说,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中国大陆现在最通行最熟悉的认识论就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种哲学源于西方,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比较一致。历经百余年,各类对中医持有异议的学人,包括20世纪众多知名国学大师,20世纪将中医打入“伪科学”的“反伪”斗士,以及积极支持中医,但主张以现代科学发掘、整理、提高(实际是改造)中医,使中医“科学化”的各级官员、学科带头人,所有他们对中医的批评或希冀,不管自觉或不自觉,其理论的根基其实都出自唯物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

“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关于阴阳网络的广普性、深入性,这里再举一个实例与大家一起探讨,那就是对中西文化形态做比较。

中国的观物取象

中医经络藏象之象,指人之生命在正常情况下自然地显露于外的状态,而医家对其进行以表知里、以我知彼、自外揣内式的研讨,于是形成经络藏象理论。“证”则是生病时人之生命所呈之象,是自然状态下生命异常的整体机能反应。

依《周易》和中医哲学,就人们观察所及,象分阴阳,阴阳是气。气无所不在,无不通透。物(人)在气中,气在物(人)中。在气的作用下,阴阳结构成为一切系统最基本的整体关系构成。每一系统,其整体以及各层次之子系统,皆以阴阳为基本关系。就一定意义可以说,在物质构成上,原子(各种粒子)是一切系统的原始单位,而在自然整体关系上,则阴阳是一切系统的原始单位。

“象”范畴是经《易传》系统论述而严格确立起来的。意象思维和象范畴的形成,与中国古人在形体和功能现象之间更重视功能现象的思维倾向,密切相关。而在存在形式上,形体偏重空间,功能现象则偏重时间。这种思维倾向使先秦诸子,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做出了与古希腊哲学家不同的解答。如老子提出“道”,《易传》崇尚“易”,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气”,等等。

现象大于并高于内在本质

不仅如此,中西两种文化之主流在发祥地和移动方向上,也有阴阳对称的关系。请看,大体说来,中华文化主流发祥地在甘肃东部和陕西南部,属陆地高原,处中国大陆西北,其发展是向东向南移动。陆地高原属阳,处西北属阴,向东南属阳。而西方文化主流发祥地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及海岛,属近海低地,处欧洲大陆东南,其发展是向西向北移动。沿岸海岛属阴,处东南属阳,向西北属阴。

“象”与“体”的不同决定了中医与西医的不同

既然本质存于内,现象呈于外,那么作为联系,二者是相通的。既然相通,就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由上可见,《周易》与中医哲学既不是内因论,也不是外因论,而是以大观小的自然整体论。

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不将世界本原归结为某种或某几种有形的物质元素,更没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类似“实体”的概念。道、易、气作为世界本原,既是生息万物之功能,又是无形无限之实在。

(2)人之生命系统与天地自然及社会生活环境的关系;

从宇宙的无限性来看,宇宙本身无所谓内外,以宇宙的视角看运化,无所谓内因外因。就具体事物来看,母系统和子系统、外环境和内环境、自组织和他组织、内因和外因,都是相对的。在母、外、他之外,还有更大更外的系统;在子、内、自之内,还有更小更内的系统。因此,所谓外因,从更大更外的系统看,则是内因;而所谓内因,从更小更内的系统看,则是外因。于是,如果坚持唯内因是根据,起第一位作用,就会沿着微观重于宏观的方向一直追下去,这不是还原论和简单性是什么?

“象”要比“体”敏感。病邪刚客于身,尚未成病即可见于象。故辨证论治可提前发现病变,找到病因,做到早期诊断和治疗。而形体性的诊断治疗,一般只看重物质构成方面的变化,然而物质构成发生异常时,则病已成,患已深。

西方还原论忽略事物的复杂性

指明“象”的主要特征及应对

象科学的要点与中医学

在中医学问题上,尤其要划清整体论与还原论、元气论与物质论的界限,对它们的区别与关系要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

天之六气,可以三阴三阳划分。地之六步,可以五行终始统领,而五行也是阴阳的延展。总体说来,天气属阳,地气属阴,天地气交,是为最大的阴阳结构。所谓“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就是天地阴阳二气在天地之中处互换交合,从而化生万物。由于天地气交实质上是周期往来变化的最大的关系场,也可谓人和万物存在于其中的最大的有稳定动静节律的时间场,这就决定了由天地气交所生之物,其整体也都具有阴阳结构。

愚以为,在保持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利用和创造各种现代化手段,对人的生命现象进行观察、测量和辨析,总结新的规律。这样获得的成果,都属于中医学的范畴。“不破坏人之生命作为自然的整体”,这是坚守中医本质的底线。应当看到,中医学实际上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还原论对于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有积极作用,但在还原过程中却将事物所在等级的特殊本质和复杂性、整体性舍弃了,破坏了。

如果以现代复杂性科学的概念表述,天地气交之中,乃人类生存最大最复杂的环境系统。天地气交之生化变易,则是这个大环境系统“自组织”的“涌现”。而阴阳合和,正是其自组织和涌现过程的基本结构与运行规律。人和万物由是而生而化,因此也都禀赋了阴阳结构和阴阳法则。而相对于人和万物的“自组织”,天地气交的作用和影响又成了“他组织”。《内经》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不仅人和万物的生成并具有阴阳结构取决于天地气交,其生成之后,一方面固然有了相对独立的本系统的“自组织”,另一方面天地气交这个“他组织”的影响作用,也决不可忽视,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现代复杂性科学也认为,他组织的作用对于事物的变化和演进,的确常会具有决定意义。

中医学研究气,并以气为基础建立藏象经络学说,其途径之一是通过“象”。中医之象主要是指人体作为活的自然整体显露于外和所感受到的功能动态过程,是人体内外相互作用关系的整体反应。象的实质是气,是气的流动。北宋张载:“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正蒙·乾称》)象是介乎气和形体之间的存在,一般总是在有形物体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呈现出来。

唯物论引导人们物质利益至上

张介宾注:“本者,天之六气,风寒暑湿火燥是也。位者,地之六步,木火土金水火是也。言天者求之本,谓求六气之盛衰,而上可知也。言地者求之位,谓求六步之终始,而下可知也。人在天地之中,故求之于气交,则安危亦可知矣。”“上者谓天,天气下降。下者谓地,地气上升。一升一降,则气交于中也,而人居之。而生化变易,则无非气交之使然。”“枢,枢机也。居阴阳升降之中,是为天枢,故天枢之义,当以中字为解。中之上,天气主之。中之下,地气主之。气交之分,即中之位也。而形气之相感,上下之相临,皆中宫应之而为之市,故人气从之,万物由之,变化于兹乎见矣。”(《类经·运气类九》)

两个层面,两种科学

唯物论强调,精神、意识作为运动的一种形式是物质的属性,为物质—大脑所派生,虽然对于物质存在可以发生“反作用”,但完全从属于物质。最终是物质决定精神,而不是精神决定物质。精神的本质是物质,一切精神意识层面的问题,须到物质层面找寻答案和最终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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