络病发病特点是“久病入络、久痛入络、久瘀入络”。病机特点用“易滞易瘀、易入难出、易积成形”这12个字来概括。总结了“络气郁(虚)滞、络脉瘀阻、络脉绌急、络脉瘀塞、热毒滞络、络息成积、络脉损伤、络虚不荣”八类证候,指导临床用药。八类络病证候临床表现为:疼痛、痹证、麻木、痿废、瘫痪、出血、水肿、斑疹等。络病辨证方法:辨发病因素、辨病程久暂、辨气病血病、辨阴阳表里、辨寒热虚实、辨络形络色,并含有辨理化检查。宏观的中医辨证分析方法现有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等,都是建立在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收集病历资料基础上的辨证分析理论。随着实验技术进入中医临床,带来了四诊的延伸,这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发展起与诊查方法相适应的辨证分析理论,从而升华为新的中医病机理论。

湖湘欧阳氏第二代传人在继承流派临床思维同时,立足于临床、科研实践,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断拓展湖湘欧阳氏流派的以症证病为核心的杂病临床思维体系。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到河北省中医院当了一名心血管内科医生,一边看病一边继续研究络病。结合临床实践,他创建了络病研究的理论框架——“三维立体网络系统”,建立起了络病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络病证治,创立了指导心脑血管病变治疗的脉络学说。

肾与肾络:肾为先天之本,肾中寄存元阴、元阳,为一身阴阳之根本;肾主水,体内水液的代谢离不开肾的气化作用,肾通过肾络输布气、血、水。肾络与水液代谢关系最为密切,“久病及肾”是伤及肾络从而出现各种病变。

2003年非典期间,有些中医讲应当用卫气营血辨证论治,可是这些病人呼吸衰竭,没有营血证。上海有专家表示,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之后,温病还应当有新的理论出现,还有新的规律应当探讨。络病证治提出卫气同治,表里双解,先证用药,截断病势,减少对肺络的损伤。根据这一治疗原则,麻杏石甘汤宣肺泄热,银翘散辛凉解表,这两者是必须要用的,又结合吴又可治疗瘟疫用大黄的经验,将大黄放到“连花清瘟”这个方子中来。肺与大肠相表里,大黄通腑清肺,有效治疗呼吸窘迫综合征,在表证阶段截断病势,同时也减少了引起肺部炎症的机会。这个办法古人早就有了,防风通圣散表里双解就是如此。所以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加上红景天,形成了这个组方。研究发现连花清瘟对抗SARS病毒效果很好,之后做了更多的病毒试验,王辰院士“麻杏石甘汤合银翘散治疗H1N1流感临床研究”发表在《Ann
Intern
Med》杂志。复方中药不是单体药物,只针对一个病毒。连花清瘟对禽流感病毒、甲流病毒及病毒感染后的混合性感染、细菌感染均有效,可以退热、止咳、化痰,红景天还可以调节免疫功能。现在连花清瘟在美国正式启动了研究。这些年的研究改变了国外对待中药的态度。由此可见,从空间理论到组方规律,到实验研究,到循证,到国际化,经过了这样的过程。

3、难病四治,诊疗三模,理临床诊疗科研之思路

1992年6月16日,吴以岭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辞掉了河北省中医院这个“铁饭碗”,创办了石家庄开发区医药研究所。靠租房办公的研究所,就是以岭药业的前身。

脾与脾络:脾胃为中焦升降之枢纽,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在功能上密不可分。《黄帝内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水谷入于胃,经胃的受纳腐熟通过胃络上输于脾,脾再将水谷之精通过脾络传输于肺,继而输送于全身。脾通过脾络为胃行其津液,由此可见“脾气散精”的功能离不开脾络。

整个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哲学、实验科学、临床实践三者结合,络病研究也离不开这三块。要坚持中医整体系统理论指导和现代实验技术的结合,落脚点是临床,解决临床重大疾病的治疗,把整体与局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在络病证治中,我们主张把理化检查纳入到中医辨证分析中来,这是发展络病理论离不开的。同时要坚持转化医学。最后还要搞产业,产业化以后,我们有效的经验,就能更大范围流通,我们的临床经验、学术成果,就能更大范围造福老百姓。

履钦先生的学术思想,大致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寒温并重,不偏不倚;二是对比思辩,同中求异;三是抽添补泻,层次分明。用以指导临床能融贯古今,启钥见书,达到“无方处有方,无法处有法,泛应曲当,卓有余裕”的境地。温病学系从伤寒逐渐脱胎而来,自温病学说兴起,在一定的范围内又形成与伤寒对立的局面。履钦先生认为,要纠正对立偏向,须要在理沦,明确外感热病、伤寒发热与温病发热仔在本质的不同。《伤寒折中·太阳上篇》指出:“温邪从鼻而人肺胃,肺胃小受邪而仍出于表者,故亦发热,然囚于热而发热,非比伤寒、中风由于寒,身内阳热外出与之抵抗而发热,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伤寒温病发热病机不同,因而发热的性质亦各有异,这就必须寒温并重,不能有所偏倚。履钦先生善于运用经方,认为经方药简用宏,规矩严谨,但需要运用温病方时,就不局限一于伤寒方。如抗日战争时期,衡阳一度流行副霍乱,此病剧烈吐泻,脱水休克,亦四肢厥冷,转筋入腹。用伤寒五等散、理中汤多不效,履钦先牛治此,随证采用王氏霍乱篇黄芩定乱汤等方,用之多验,并于歌括中明确指出此病“口渴苔浊小水短,神情烦躁山温途”。就是寒温并重的实例。古人限于历史条件。诊病察证,只能凭依症状(包括舌苔、脉象),而相同症状常可出现于不同病证之中,所以,临床必须通过逐病对比,进行思考辨别。《伤寒》《金匮》一书历来奉为辨证经典,履钦先生著《伤寒折中》《金匮折中》二书,就是根据对比思辩的思想方法,从伤寒与杂病以及同症异证、同脉异证等方而进行汇合参证,辨其异同,明其主次,从而对各证作出判断的。所以,《折中》对仲景仝书的辨证经义,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履钦先生尝谓:“学医必先渎经,而后博览群书,对证的辨别,方药的选择,经反复相互比较,辨其异同,明其上次,自能对一切证候包括疑难杂证了若指掌,此即辨证之要诀。”对比思辩,履钦先生不仅用丁辨证,在药物的具体运用方面,也常体现出这一思想方法,如《药性表解串要·宣剂》,同为发散药,“柴胡主升,前胡主降;独活治阴,羌活治阳”;《补剂》中同为养阴药,“鳖甲青,走肝益肾而退热;龟版黑,通心入肾而滋阴”。既突出了药物的特点,也有助于增强记忆,加深理解。

“只有挫折没有曲折。”属牛的他笑着说,“曲折是走弯路,我16岁就立志从事中医,目标始终如一,没走弯路;挫折是指困难,奋斗路上困难重重,但恰恰是这些困难磨砺了人生。”

心络的病证特点:心络以通为要,若胸阳不振或痰浊、瘀血日久堵塞心络可形成胸痹,表现为胸痛、胸闷等,甚至会发展成真心痛;若心络虚而不荣,会表现为心悸怔忡、胸前区隐痛等。《难经·五十六难》提出:“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伏梁为五积之一,心之积为心络病变引起的继发性病理改变,导致心脏的扩大变形,见于西医的高血压性心脏病及急性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引起的心脏扩大。

络病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凡是符合久病、久痛特点的都可以称为络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风湿免疫类疾病等,都可以用络病理论解释。可是,诚如叶天士讲:“遍阅医药,未尝说及络病”“医不知络脉治法,所谓愈究愈穷矣”,络病是历史留给当代医家的一个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湖湘欧阳氏杂病流派创始人提出寒温并重,对比思辨,开流派临症思维之肇端,第一代传承人构建了以主症辨证三法;三型二十一纲,互为纲目辨证纲领;由症人手,病证纵横结合的症证病三联诊疗体系。第二代传人则致力于各自临床疑难病及科研办法学领域,提出疑难杂病临床辨治和临床科研的具体原则、思路和方法,从不同角度完善和发展了湖湘欧阳氏杂病流派临床思维。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吴以岭探索出中医药学科的独特发展规律: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理论假说为指导,以治疗方药为依托,以临床疗效为标准。

脾络的病证特点:脾络不通多表现为水肿、痰饮;另外,脾主四肢,脾络不通或脾络失养,不能濡养四肢,可表现为四肢痿弱或形体消瘦。《难经·五十六难》提出:“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脾积包括西医所说的脾肿大,肝、胰腺及胃部肿瘤所致腹部肿块、黄疸、形体消瘦等。

历史上的方药,有人统计说有12万首,而现在临床常用的超不过300首,这其中的每一首方子,都是每次重大理论创新的代表性方药。这对现在搞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诊断治疗疾病从病、证、症三者人手,足中医理论与临床的主要特色之一。欧阳锜氏紧密结合临床科研实际,溯源寻流,认为病证结合是中医临症思维与理论思维的重要方法,在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数千年来,历代医家只是小自觉地运用着这一方法,而且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从方法学的高度了以探讨,以至方法本身亦存在一定缺陷,这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欧阳锜氏认为,病证结合研究,首先必须明确病、证、症的概念及其联系与区别;其次,应当揭示临床每一类或每一种疾病病证之问的相互关系及组合规律。疾病与其所有见证之间,表现出纵横两方面的联系,纵向是山疾病的特殊本质所决定的,梯次表现出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等全过程的不同阶段;横向多因发病季节、易感体质及地域等而异。每一种或一类具体病证都有其主症及主症的组合形式,病与病、证与证之间的转化,首先表现为主症的变化。辨证就足要从主症人手,通过对主症变化的分析,摸清疾病所见各证与其特殊的联系,与疾病特殊本质有密切联系的各证之问的传变关系,从而揭示出疾病特殊本质变化的规律。在确认各病主要证候以后或同时,必须揭示同一疾病各主要证候之间的转化传变规律及其与该病发生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同一证候见于不同疾病时表现形式及本质的同异;不同疾病次要证候与合并病、误治等其他因素之问的对应关系等。要摸清每个疾病究竟有多少证是由病的特殊本质决定的主要证候,分析证与证之问的联系和界限。总结疾病各证主症及病的基本症状见于各证的特点,通过“证方对应”的实践检验各阶段的所有见证,从每一疾病各阶段辨证用药的“量效关系”发现有效药物,探讨疾病各证与疾病各项检查指标的相关性。欧阳锜氏将病证结合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即病证结合,一病一结的临床预试;病证结合的专题研究。并较为具体地提出了两个阶段的研究方法。

2005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专家对吴以岭主持的“络病理论及其应用研究”项目进行鉴定。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项目按照中医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对络病学说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初步建立‘络病证治’体系,首次形成系统络病理论,为络病学学科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属国内外创新性科研成果。”

“脏络”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从1979年开始,经过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共同传承创新发展,络病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成果,在一些重大难治性疾病的治疗中显示出了很好的效果。吴以岭院士团队2003年完成了《络病学》专著,并编写《络病学》教科书,2011年完成了《脉络论》专著,2018年年初完成了《气络论》专著。络病学是基础,脉络论、气络论是络病学科的两个分支。至此,络病理论三大理论框架基本形成。

1、寒温并重,对比思辨,开流派临症思维之肇端

记者问:“你这一生肯定有很多曲折吧?”

十二原穴是脏腑原气经过和留止于十二经脉的腧穴,因此,刺五脏之原穴可以达到调理脏络的作用。郗穴是经脉在四肢部精气深聚之处的腧穴,一般治疗急性病和血证,正与“久病入脏络,久必及血”的理论相对应,因此,刺郗穴也可以疏通脏络。另外,五脏之背俞穴、五脏之募穴分别为五脏之气输注于背腰部和结聚于胸腹部的腧穴,刺背俞穴和募穴可以疏通脏络,从而调整五脏之气血阴阳。

络脉的空间特点:支横别出,逐层细分;络体细窄,网状分布;络分阴阳,循行表里。时速特点:气血行缓,面性弥散;末端连通,津血互换;双向流动,功能调节。气血在经脉中运行,而在络脉中实现其功能。“经脉者,行血气而营阴阳”,行血气是经脉的功能,营阴阳则是在络脉当中实现的。

欧阳锜氏自幼从其伯父欧阳履钦学医,行医后深感辨证的准确性与保证提高疗效关系至切,遂继其志,以辨证理论方法研究为其研究方向。经反复读书临症及孜孜小倦地求索,50年代即初有所成,先后发表或出版了辨证研究专著《内科辨证学》《中医内科证治概要》等书,对历代医家内科辨证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为建立自身独特的辨证体系奠定了十分扎实的基础。在临床实践中,欧阳锜氏发现,凡病情单纯,证候典型,运用历代医家各种相应的辨证方法,多易辨治;而病情复杂、隐蔽,或多方面牵涉,或病情变化处丁转折关头出现的证候,多不典型。此时如果辨证不清,治疗就难免舍本求末。医者会诊时做出的辨证结论小一致,也多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牛。欧阳锜氏此后20余年,反复研读历代名医论著、医案,以及现代哲学、方法论名著,结合自身临症体会,并从《矛盾论》巾有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论述及其伯父“辨其异同,明其土次”的教诲中受到启发,逐渐认识到:历代名医对于复杂疑难病证,善于明辨主次。一旦掌握其上要病变所在,集中解决主要问题,其他枝节问题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任何一个证候,其中必然有一些起决定和影响作用的症状,其他症状都是随着这种症状的转变而转变的。前者应属主要症状,后者则为次要症状,辨证分主次,即以此为准。对于疑难复杂证候,耍认真观察病情,分析病势的轻重缓急,要了解发病的前后经过,要撇开表面现象抓住疾病的本质,具体应从病势的轻重缓急,发病的先后因果,证象的真假异同三个方面着眼,如此则小难分析出谁是主症,谁是次症。这就是复杂疑难证候辨证分清丰次的二大关键。从思维方法学角度提出主、次症及其辨析三人关键的沦点,为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辨证体系提供了理论核心。

做循证医学研究不仅费用高,还要冒“做不出疗效”的风险。对此,吴以岭很坦然:“做不出疗效就退市。我们搞新药就是为解除病人痛苦,如果没有确切疗效,就没有在市场存在的价值。”$pager$

肾络的病证特点:若肾络被瘀血、痰浊、膏脂堵塞不通,会表现为水肿、绞痛、尿血;若肾络不荣,会出现腰痛、肾经循行部位上的虚性疼痛。《难经·五十六难》提出:“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肾积常见于现代医学肾硬化、肾部肿瘤所致腰痛乏力、水肿,或尿血等。

三维立体,是从时间、空间、功能一致性的角度来探讨络病的。古人将经脉,分为别络、系络、缠络、孙络,这是一种网络层次。张景岳讲阳络“浅而在外”,经脉“伏行分肉”,阴络“深而在内”,这就是空间位置概念。叶天士讲“阴络乃脏腑隶下之络”,阴络是分布在体内脏腑中间络脉。空间概念的提出非常重要,涉及中医疾病发病机制的探讨,反映了多种难治性疾病由经入络,由气及血,由功能病变发展到器质性损伤的慢性病理过程,这是络病理论讨论的重点,也是中医学术发展史中被忽略的薄弱环节,加强对这一关键病理环节的研究,将有助于提高多种难治性疾病的临床辨证治疗水平。

在欧阳氏杂病流派临症思维方面,周慎教授曾对其导师欧刚锜研究贝的治学方法、辨同求异的思维方法、主症辨证法亦进行过专题研究。

1977年恢复高考,他以优异成绩考取河北医科大学中医系,并于1979年考取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硕士研究生。

脾络

古人的通络药物总结来说,分为辛味通络、虫药通络、藤类通络、络虚通补这四类,这些药比西医钙离子拮抗剂缓解冠脉痉挛效果要好。叶天士“络虚通补”的观点,实际上也是络病治疗中具有代表性的内容。比如络气虚和气虚治疗有什么区别?中医讲“虚则补之”,四君子汤,典型的补气。气虚补气,血虚补血,补就可以了。络虚不一样,它是连通带补的特点。通络药物按功能分,分为流气畅络、化瘀通络、散结通络、祛痰通络、祛风通络、解毒通络、荣养络脉七类。这些药物在临床是非常重要的。前些年大家有个误解,说络病就是血瘀证。通络药物按功能分为7类,仅有化瘀通络类与活血化瘀重叠,开拓了临床组方用药的选择范围。所以说,络病和血瘀证是在内涵和外延上既有重叠又各自独立的两个不同的病机概念。

周慎教授致力于脑病的研究。临证之时注意不断探索中医常见病证的辨证与用药规律。在对脑血栓形成、腑萎缩、脑动脉硬化症、中风后遗症、运动神经元病等病文献资料进行证治、用药及组方规律分析基础上,提出了上述不同脑病的发病机制、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和用药规律。对中医脑病最常见证型,肾虚髓亏络瘀证进行深入探讨,指出其病位在肾—精—髓—络—脑系统,病性为虚实夹杂,虚在肾、精、髓,实在脑络瘀滞,主要具有虚于下而髓亏于上,络病上及于脑,肾、精、髓、络、脑五者同病,以及易虚难复、易瘀难通、易入难出等病机特点。周氏认为,对病证的认识宜立足于临床,以病证的临床流行病学涮查资料为依据,进行病证规律的分析。

中医药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以岭药业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创立络病学理论和脉络学说,为中医药学的创新发展和提高心脑血管病等复杂性疾病的临床疗效做出了突出贡献;以络病理论指导研发出10个专利新药,其中6个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或医保目录;先
后获得5项国家科技奖,荣获2008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肝络

经脉、经络、络脉、络病,整个理论基础源自《黄帝内经》。张仲景旋覆花汤、大黄?虫丸、抵挡丸等用虫类药的方子,直到清代,叶天士提出了“久病入络,久痛入络”,这八个字成了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病机概念。

欧阳锜氏认为,仲景《伤寒杂病论》提出辨“六经”,“脏腑经络”,“血、水、痰、食”,为后世临床辨证树立了楷模。白后,历代医家相继提出“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及《素问玄机原病式》《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等,都在辫证方法方式上有所充实和发展。历代各家创建的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各有偏重,如“六经”“三焦”“卫气营血”侧重在辨五气为病;“脏腑经络”侧重在辨脏腑主病;“血、水、痰、食”侧重在辨邪留发病。三个方而,分之则见其偏,合之则见其全,所以全面掌握三个方面的见证及各种证候的相互关系,从而提纲挈领,使之纲举日张,就可使辨证方法方式得到集中,更便于临床的综合运用。集中各种辨证方法方式,建立比较完整的辨证新体系,也是保证辨证用药的准确性,提高中医医疗质量的需要。由此,欧阳锜氏提出了疾病表现的三个类型及其二十一个纲领证。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欧阳锜氏领衔承担国家卫生部重点项目“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化研究”,对巾医病、证、症三者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此同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三型二十一证问相互关系。进而发现,外感五气、内伤脏腑、血水痰食邪结三类证候及其符证问均存在相互因果关系,各证只能互为纲目,不能执一而定。临床辨证尤其是复杂疑难证候的辨证,欲提纲掣领,明辨丰次,必须综合分析纲日之问的相互关系,明确各证的内在因果联系,分清主次,治疗才能纲举日张,切中病情。各证的纲目关系,即在此证为纲,在彼证为日;或在彼证为纲,在此证为目。从三类证候各证的内在联系分析,可以看出各证不是平行的两个层次的关系,而是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关系。按照“三纲鼎足,互为纲目”的思路,对三类证候临床常见之101个证候的概念、证方组合的内在结构、与其他类似证候的鉴别、辨证标准与因病而异的要点及证病结合用药等,进行系统研究,于其70诞辰之际撰写出版了《证病结合用药式》。

该项目获得200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基础理论重大创新性成果,使医学界对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有了全新认识。$pager$

久病入脏络,“五脏藏精气而不泻”,邪气不易出,因此治疗可配合中药以内外兼治。以叶天士为代表,创立了重要的“辛润通络”理论,如“宣络法”“透络法”“清络法”等,在中药的选择上以辛味药、虫类、藤类药来深入五脏搜邪通络或配用血肉有情之品来补五脏之络,从而达到“络贵为通”的目的。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医药将形而上、形而下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临床辨证论治方法,其中最核心的还是“理法方药”四个字。“理”是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是基础学术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即没有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就不会有麻黄汤、桂枝汤、白虎汤?若把张仲景的六经辨证看作是一种理论模型,它解决了外感热性病整个治疗过程当中的一些规律性问题,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一些方药被组合出来。现在,轻理法、重方药,理论创新不足,研发低水平重复,临床疗效难以提高,新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被制约,这都是目前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要通过理论创新,带动对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新的发现和认识。只有“理”创新了,才有新的治法,有了新的治法才会有新的组方。

2、三纲鼎足,纵横结合,建症、证、病三联诊疗之体系

“中医学术的创新必须经过临床疗效的检验,唯有提高临床疗效的创新理论才具有应用价值。”

络脉的分类

当今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由还原论向整体论回归,中医药重新受到重视。首届国医大师陆广莘曾总结过近几十年来对中医研究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研究中医,即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验证、阐明中医的某一理论治疗和方药的科学内涵。这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对中医药向现代化迈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另一种是中医研究,这也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但是是要促进中医学术按其自身规律创新发展。

中医逻辑推理,古有隔一隔二之法,实际上是分析客观事物的层次问题。如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根据明显的虚实见证予以补虚泻实的治疗,这是单一层次的分析方法。如虚囚邪实而致,当祛邪安止;实是虚的外表假象,当扶正祛邪;阳虚因外寒盛而致,当温散助阳;阴虚凶阳热亢所造成,当泄阳救阴。这就要用二个层次的分析方法,弄清病的主要方而,治疗才能中肯。《药性表解串要·补剂》特别提出“泻阳救阴而气血一夏,养阴配阳而寒热半,……不明抽添法诀,末可与议补药”。这说明在病情复杂的情况下,补气血、平寒热,不是见寒治寒,见热治热,见虚即补,见实即泻,而必须运用二个层次的分析方法进行推理。只有明确应抽应添,才能达到补与泻的日的。运用两个层次的分析方法,透过因果关系,分清土次,从而正确掌握“抽添补泻”之法,这也就足履钦先生处理复杂证候的思想方法之一。

真金不怕火炼。为验证新药的疗效,吴以岭借鉴国际公认的随机双盲、多中心、临床循证医学评价方法,对研发的专利药物开展了10项临床循证研究,其中4项已经得出明确结果。比如,“通心络胶囊防治急性心梗介入治疗后心肌无复流循证医学研究”表明,通心络的疗效比西药高20%,可明显改善心脏功能;“参松养心胶囊治疗心律失常循证医学研究”结果显示,参松养心治疗室性早搏总有效率优于西药美西律,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总有效率63.5%,平均提高心室率7.09次/分钟,且无不良反应。

关于“络”,《说文解字》释为“絮也”,絮为绵的一种,“绵连微也”,表达的是细微联系之义,故“络”有网络联系之义;在《广雅》中将“络”解释为“缠”,意指纵横交错。“脉”为会意字,左边为“月”,意指肉,右边为“永”,《说文解字》解释为“水长也”。所以中医取“络脉”一词形象地表达了络脉细密如网、网动不休的特点。《灵枢·脉度》中提到,“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首次提出了络脉的概念,此处之“络”是指从经脉主干支横别出,逐级细化,遍布全身的络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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